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

    “制度”是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不同的制度选择和安排对于社会活动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制约和推动作用。在唯物史观看来，制度创新的过程是一个通过社会变革以重新安排社会资源，调整社会生产，塑造社会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调适、构建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过程。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其一重要标志就在于他在解构西方制度理想国的过程中，科学地得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创新和超越的历史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是否还要不断地实行制度创新？对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新时期的主旋律。近年来，我党反复要求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创新实践，先后提出了科技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概念。制度创新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当然，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前提下，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创新。社会主义也只有不断面对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与时俱进，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揭示了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为我们当下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实践提供了三个重要的客观维度。
    一、 先进生产力：制度创新的物质之源和着眼点
    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前提和历史环境。（1）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以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前提，它的“现实基础”和着眼点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所阐明的我们党要始终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倾注其一生之心血，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而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唯物史观。它是在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科学概括，因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历史方向的正确把握并不完全等同于制度的正确选择和实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转化为制度创新的现实过程。从历史上看，我们对此问题有过认识和实践上的迷失，以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生产力和社会的文明水平会顺其自然地“水涨船高”。（2）在这两个因素上建立的东方社会制度，将是一个创新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这一理论创新是卓越的、光辉的。虽然他的设想未能在俄国实现，但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辩证的、深刻的。首先，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强调“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3）社会发展需要理论和制度创新。其次，就它的实质内涵来说，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制度创新和跨越中，永远不能跨越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世界市场和交往方式。马克思的启发意味深长。后来，列宁在论及东方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时，一是强调了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要不断创新的重要性；二是特别强调了制度创新必须把提高劳动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的要旨在于邓小平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品格，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提出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问题。邓小平关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定位的创新，关于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框架的经济制度的创新，既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精髓一脉相承，又是对我们以往关于社会主义认识和实践偏差的矫治和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世纪，在我们党面临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立足时代要求，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它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始终站在先进生产力的最前列。
    “十六”大报告阐明了保持我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是“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积极稳妥地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体制，其中，根本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关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实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公平的破坏和丧失；社会公平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之外，高尚的道德只能从“ 场外”灌输给“场内”的人们。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无疑是幼稚的，因为公平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任何一种公平和道德体系都建立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之上。当代中国社会公平的重建，理应以市场经济为根本依托。任何离开市场经济而奢谈公平的建构，都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并潜在着沦为一种伪善的危险。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和现实基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且“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了。（4）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在一个复杂的时空背景中确立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指向：制度创新的物质起点是先进生产力，没有先进生产力，制度创新无异于“海市蜃楼”；制度创新的着眼点也是先进生产力，要为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推波助澜。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在事实维度上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客观内涵和本质内容。
    二、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制度创新的主体确证和价值原则
    20多年前，中国人民开始奏响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乐章。而在此前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质内涵来看标准的大讨论，正是这一乐章的前奏曲。按照实践标准，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实践标准，绝不是脱离价值主体与价值目标的纯粹认识领域的真理标准，而是与阶级性、人民性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继承发扬，体现了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内在统一，集中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基本价值原则，也是对人民群众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尊严的主体确证。（5）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以“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这一口号，表达了他关怀人的主体地位和扞卫人的尊严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的新唯物主义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并且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6）这里所说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不仅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是要为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是不清楚的，在实践中有过失误和偏差。由于不清楚，我们的工作往往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而去追求社会主义“形式”上的或“本本”上的“合法性”。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和目标的思想凝练和提升，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并在价值维度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动力源泉和人民性的价值主体。首先，这一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文价值与科学理性相结合的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众所周知，近代兴起的社会科学自始便笼罩在自然科学的巨大影响下。这一影响的本质乃是，将自然科学视研究对象为物性客体的观念，及由此而来的数学计量方法推广向人本身和社会发展理论。其中所谓严密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是以剔除对象的主体性为前提的；而客观中立性的认识旨趣则排除了价值规范的倾向。而在马克思看来，物化的经济现象背后乃是具有主体价值取向的人。因此，真正的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理论都需要自觉坚持一种摆脱了狭隘私利的普遍人文价值立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始终把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观察、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无疑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基于实践本体的人文道德理想。
    其次，这一思想把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所要建立的模式目标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联系起来，更加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应当是为了人民这一人文主义目的，体现着一种对每一个体发展权利的至高尊重原则。经济运动是达到超经济目的的手段，而确定什么样的目的，则直接规定着经济运动的方向和性质。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时间跨度看，经济效率仅仅是手段，经济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只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的最终目的。（8）这一最终目标，一方面依托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效率的大力提高，另一方面还必须依赖于社会人文价值的张扬和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第三，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三个代表”的最终归宿，也是从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进一步告诫全党，只有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同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我们党才能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能增加社会和全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才能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我党的执政水平，并最终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在当前国内和国际复杂环境下，这一告诫也具有特别的意味。
    三、 先进文化：制度创新的精神表征和文化结晶
    文化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具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精神标志。先进文化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若要兴旺发达，就必须拥有先进文化。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它的发展与具体的国家、民族的时代和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具有自身的特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发展处于一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矛盾状态中，其结果是物的世界不断增殖的同时就是人的世界不断贬值。因此，在这里，文化不可能是参加生产的人的个性发展，而仅仅是人所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的发展。因此，只有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文化才能真正体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9）首先，必须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也是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之本。一个没有共同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而共同理想的形成又是建立在文化价值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理想信念。（10）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我们要不断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更需要能够凝聚人心的共同理想。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文化制度创新的首要标志。因此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环节。
    其次，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文化制度创新必须吸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面向未来和继承传统是统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理念层面上，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如天人合一、倡导德性、民族和解、宗教宽容等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在实践层面上，中国人民在长期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秀的文化积累，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这两者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第三，发展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创新必须立足于世界，高度重视学习和吸收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当代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带来了人类交往方式的一次革命。当代中国要进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经济交往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有一种开放意识，必须构造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制度和理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认识的理论成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