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清中国企业管理症结 2

科技智囊：你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成长缩影，你自称自己是一个管理失败者，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管理上也不乏失败案例，那么你如何看待飞龙、三株、德隆等企业失败？你曾断言中国企业鲜有管理成功者，那么你如何评价海尔、联想、华为、格兰仕等优秀企业？
　　
　　孙景华：我想，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前提，那就是看待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需要一定的历史纵深感，同时，管理理论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前瞻性，如果就事论事以眼前的成败论英雄，就可能会造成虚假的失败或虚假的成功。我拿个人的经历体会做个例子，在早年当我在深圳创业获得第一桶金后，我那时非常的自信，甚至以为自己有着超越常人的商业才能，但事实上，在那个“只要弯腰就会拾到黄金”的特定时间与环境里，我只不过是弯下了腰、而别人没有弯腰，差别仅此而已。
　　
　　今天中国二十多年来的企业管理，实际上囊括了西方三百年的工业化管理历程，使用童工与流程再造同时并存；而官商利润和顾客利润也交织在同一个企业里，尤其是中国本土消费市场本身的庞大，更是使得成功容易变得走样，所以评论中国企业管理一定要十分谨慎。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将珍珠从垃圾中剥离出来，而剥离的标准就是两个最基本的管理问题：利润来自哪里？效率来自哪里？这两个问题，今天已经有了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是西方企业管理的共识，即：利润来自满足顾客、效率来自分工流程。
　　
　　我们会看到，中国企业失败的典型案例，虽然原因看起来千差万别，但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利润并不是来自于满足顾客！像德隆、南德等等典型的中国企业怪物，我们连他们企业的顾客、消费者都找不到，更不要说如何满足顾客了；而象三株、飞龙等等企业，虽然“利润是来自顾客”，但是，它们除了面对对手的价格战手段之外，几乎看不见它们满足顾客的其它组织能力。
　　
　　对于海尔、联想等目前看来优秀企业的来说，也需要具体区分出它的精华和糟粕。在我个人看来
，海尔是中国目前优秀企业里，最具现代企业管理征象的企业，尤其是它的内部市场化，几乎成为了解决未来“消费个性化”的最优方案，但是同时，弥漫在海尔的统治控制观，却成为了这个方案有效实施的杀手。联想潜在的危险则更多，联想宣称是“家文化”创造了联想的高效管理，而实际上，“家文化”正是排斥人才、阻碍创新的罪魁祸首，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就是联想所理解的“高效”，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组织效率，或者说，当你用戴尔所理解的“效率观”去衡量联想，联想就变成了一个效率低下的企业。
　　
　　质疑中国式管理
　　
　　科技智囊：我们知道，中国一些管理学家也在积极探索中国式管理之路，比如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陈春花教授的“中国理念、西方标准”，而你的一些管理认识观点与他们差异很大，不知你如何评价他们的管理观点？
　　
　　孙景华：首先，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管理”是一种不妥的提法，因为它不但局限于地域性提出管理问题，而且还包含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再细分下去，就会出现中国北方式管理、南方式管理的提法了。实际上，所有的企业组织，面临的管理问题都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应该基于企业组织本身、而不是基于特定地域提出管理问题，同时，解决问题之道也应该是相通的，而不是在某个特定地域有效、而在另一种地域环境中无效。
　　
　　关于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他将管理界定为三个层次，并且梳理了修己安人和情、理、法上的一些问题，坦率地说，我还没太搞懂他界定这些问题后，究竟想干什么？实际上，你个人拥有了洞察人心的智慧，并不意味着管理成果就会出现，因为企业成果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即企业如何处理“产品与顾客”的关系上；同样，你个人拥有了较强的组织控制能力，甚至你可以将企业管理得井井有条，但“井井有条”并不意味着组织效率就会出现，因为组织效率是发生在组织分工和流程设计的层面上，因此，在我看来，曾仕强
的“中国式管理”，实际上是沿承和推崇中国传统的统治观所实现的所谓“成果”，仅仅是个人控制组织与维护地位稳固的解决之道，这与现代管理理论关注企业组织的基业长青，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回事。
　　
　　我只看到过陈春花教授提出的“中国理念、西方标准”观点，并没有看到对这个观点的解释，所以只能仅就字面意义说点看法。在西方各种管理标准的背后，其实是隐藏着西方人的管理价值观以及实现的路径安排，而中国理念则往往与这些西方管理标准格格不入，比如中国理念常常认为稳定比竞争更重要、和谐比效率更重要、价值观统一比个性的解放更重要，所以，当我们使用“西方标准”去衡量“中国理念”所产生的管理成果，通常都会是不及格，反过来说，当不及格现象出现后，也许正是在证明所谓中国理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此，问题追根溯源，最终回到了“中国式管理”这个本原问题上，因为它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提法。
　　
　　回到管理本原
　　
　　科技智囊：对于中国管理的出路，你有什么框架性的想法？
　　
　　孙景华：我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所做的管理探讨工作，不应该是为“中国未来管理提供框架”，而是应该就企业组织管理本身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每当中国遭遇到外来的各种碰撞时，都会以抵御性的心态，面向过去挖掘中国人的传统，所以，洋务运动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本身需要质问：为什么非要与众不同、搞出中国特色的东西来？实际上，这是以中国传统为自豪的狭隘的大国主义情绪。
　　
　　对于中国未来的管理出路，我想，我们首先需要一些基本的判断和认识：
　　
　　第一，中国传统商业的历史遗产，整体性来说，其有效性仅仅存在于传统农业文明中，而在现代工业和信息社会环境里无效。这个宏观的整体性的判断，不仅仅是适用于中国企业管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整体社会转型，传统越深厚，现代性就
越薄弱。无论中国传统商业智慧看起来多么令人着迷，都必须被纳入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去判断它的真实价值和有效性，或者说，传统商业智慧只有被镶嵌到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才会重现往日光辉，否则就会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杀手。
　　
　　第二，就中国目前整体企业管理所处阶段来说，我个人认为主要的管理工作，是组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教育启蒙！用个形象的说法，当一个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进入到现代企业工作时，无论他有着多么灵巧的个人智慧，他都必须学会八点钟准时上班、不随地大小便，这是基本的前提。中国改革开放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大多数的老板和企业家，都是凭借着无师自通的商业本能在管理企业，缺乏对于“组织功能”的常识性认识，尤其是蔑视数字、蔑视制度的现象随处可见，在这种状况下，越是试图挖掘传统商业智慧，对于中国企业管理的伤害就越是巨大。
　　
　　第三，关于中国企业未来的管理，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探讨之路，并不是去思考如何为中国人建立起自己的管理体系，而是应该去思考中国管理能够为世界管理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这意味着我们并不是面向传统挖掘中国商业智慧，而是要面对所有企业的共同管理问题，提出我们新的解释之道，这些基本问题包括“利润来自哪里、效率来自哪里、产品与顾客的关系、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只有在明确了以上几个问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中国管理解决之道，否则，就很容易成为仅仅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有效管理，也很容易再次加重了中国酱缸式的窝里斗的局面。因此，这并不是一个轻微随意的管理问题，而是回到了本原性问题的管理本质，我个人愿意尝试着去思考这些问题，并且得出有价值的管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