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型城市的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有各种创意产业发展的机会，有各种吸引人才的便利设施，有容忍多样性的城市氛围等，这可以对思考上海建设创意型城市带来启迪。
(1)关注吸引创意人才的利便设施
创意型城市的人才环境涉及到城市利便设施的概念。理查德·佛罗里达分析了一个地区吸引创意人才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佛罗里达的假说是，在物质生活已比较丰富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对工资等经济条件的关注降低，但对城市的音乐、艺术等人文环境，对气候、湿度以及绿化等自然环境等城市利便条件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确实，美国的许多创意城市，都有比较完善的健身和休闲设施，而且普遍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让创意一族在“紧张”与“放松”、“压力”与“兴奋”的交替中，激发最大的创造热情。哈佛大学的城市经济学家爱德华·格里则强调了四种城市利便性:①充实的商品市场及服务；②由优美的建筑和城市规划等形成的良好城市外观；③低犯罪率，良好的学校等公共服务的完备；④便捷的交通及通讯基础设施。格里则指出，即使房租和地价偏高，许多高学历者也希望在旧金山等利便性高的城市居住。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房租与地价的上涨部分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利便性的需求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价格。城市的各种各样的利便条件会吸引创造阶级，而企业为了能得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会跟随着创造阶级来到这些城市。所以，地方政府与其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实行各种减税政策，不如投入一些资金用于城市利便性的建设，从而吸引创造阶级，因为他们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当前，与其他国际都市相比，上海城市生活的利便条件还亟需提高。据法新社报道，2005年英国《经济学家》旗下智库“经济学家信息部”(EIU)从全球127个城市中评出全球“最适合生活的城市”。调查指标包括安全性、医疗服务、文化与环境、教育以及基本设施等五大领域的将近40个指标，按各个城市在这些指标领域面对的
问题和风险来评分。其中加拿大的温哥华位居榜首，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与天津同列第70位。因此，上海要建设成为创意型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还要继续增强，城市生活质量以及利便设施还有待提高。
(2)加强有利创意产业的三区联动
创意型城市的技术环境，主要是通过企业园区提供各种创意产业发展的机会，兼顾原始创新和引进创新。在创意经济的时代里，一座国际化大都市往往是科研力量和创新的集聚地，成为全球或地区创新之源，创造新产品、新技术，引领科技新潮流。创新能力成为一座城市国际地位的重要标志。统计资料表明，英国首都伦敦，聚集了英国1/4的教育科研机构，吸引了英国40%的风险投资，60%的人从事与教育和科技相关的行业。
目前，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占GDP的比重而言，上海在R&D上的投入上仍然十分不够，反映创新能力的专利竞争力还不强，高新技术产业区主要企业仍以引进为主，自主创新能力还较弱。按照对高技术园区生命周期的一般认识，上海高新区总体上已经完成了发展的准备阶段，进入了全面启动的阶段。在这一突破性的历史时期，上海高新区功能的提高已经无法单单依靠引进外来技术进行标准化产品生产，需要建立起一个园区各参与主体(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政府) 有效互动的创新网络环境，以建设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服务平台为抓手，强化科技创新资源整合。要通过大学园区、企业园区、公共社区的三区联动，实现由注入式发展(依靠大量投资，实现外延扩张)向自协调发展(依靠结构合理、实现内涵发展)的转变，从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创意型城市的技术环境。
(3)发展有更大包容性的城市社区
城市的宽容环境，主要是建设能容忍多样性的体制条件的包容社区，例如国际市民住宅区。目前，作为“民族大熔炉”的纽约，有近800万人口来自世界各地 100多个民族，其中犹太人有200万左右，非洲裔黑人有200万人左右，华人也
有60多万。关于国际大都市中外籍人口的比例，国际上存在着5%、8%、 15%和20%等四种不同的说法。以最低的5%计算，1000万人口的城市必须拥有50万常住外籍人口。上海在人口的国际性和多样性上面还有相当长的道路需要走。
同时，建立宽松、有序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很重要。理查德·佛罗里达曾经指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在最富于创意活力的地区，也是科技研发人员和文化艺术人才都能各得其所的地方。在许多创意城市里，似乎集中了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严谨而认真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等，充满了科学思维的认真精神；而另一种是地地道道的“波西米亚人”，包括艺术家、文化人、传媒工作者、各种自由职业者等，充满了异想天开的创造和想象。其中还包括了各种各样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文化信息。因为恰恰是这多种人才和文化背景的整合，带来了人文与科学、严谨与浪漫、理念与操作的碰撞，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头脑风暴，这就需要创意城市具有更为和谐宽容的氛围。此外，不但要建立制度上的信任，而且要有广义上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一视同仁，政府对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平等信任，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广泛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