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带给我们没完没了的有关美国企业的负面新闻。安然事件昭示的是谎言和掠夺，而通用汽车的重组则彰显了美国传统制造业的消亡。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评论家们都一致认为，充斥着美国经济领域的腐败，从会计服务到非应急医疗服务，终有一天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然而，美国公司内部发生的一切却势头良好。尽管人们对通用汽车当年主宰全球汽车工业的时代还充满了怀恋，然而事实上美国公司的全盛时期却很可能正在当下。
追溯起来，这一全盛时期最早始于1995年。而之前20年间，美国工人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远低于那些来自日本和欧洲的竞争者，之后10年间，美国劳动力生产率的增长则已超出了这些国外对手。标准普尔公司提供的资料数据显示，美国公司的资本回报率已将日本、法国和德国的公司抛在了身后。
其他衡量标准也给出了同样的答案。直到上世纪90年代，管理类书籍还充斥着日本的流行语，而早期的克林顿政府对德国的“学徒制度”也敬畏有加。现如今，从星巴克到宝洁，从苹果到思科，大部分公司典范都来自美国。2004年及2005年，《金融时报》发布的年度最受尊敬公司排行榜上，进入前15名的美国公司都不下12个。
我们还可以看看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鲁姆(NickBloom)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范·雷南(JohnVanReenen)建立的有关管理质量的数据库。他们对732家中等规模的美国和欧洲公司进行了调查，以最佳的管理行为为标准，衡量了这些公司的管理流程。结果是：美国公司，包括那些在欧洲拥有分支机构的公司，在管理上都比欧洲公司更胜一筹。事实上，美欧公司之间生产率上的差距，将近一半缘于美国公司更为优秀的管理。
这种优秀从何而来呢？首先，美国公司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相对来说，美国几乎没有能让公司藏身其后的贸易和管制壁垒，因此运作不良的公司要么赶快自我调整，要么很快破产。拿零售业来说，沃尔玛和Target这样的公司能
够毫无阻碍地在全美范围内拓展自己极为高效的物流体系——至少在最近一股反常的反沃尔玛运动兴起之前，情况确是如此。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欧洲和日本有一张覆盖很广的分区法规(zoninglaws)网，死死缠住了那些高效的零售商的手脚，却保护了那些向顾客超额收费的、效率低下的公司。
美国公司更为优秀的第二个原因是对家族企业长子的合理冷淡。布鲁姆和雷南说，在法国和英国，父亲将家族企业传给长子的可能性比美国要高出五倍。这种反精英的做法并不总会催生好的经理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尽管最好的欧洲公司在管理上与最好的美国公司不相上下，但欧洲二流公司却有着沉重的包袱，而美国公司则根本没有这样的问题。
然而，竞争和精英之说还不足以解释美国公司的优秀。美国经济一贯有这些优势，但并不是总能击败外国对手。说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努力也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因为生产率数据表明，美国人的每小时产出量依然在不断提高。以美国更具“活力”和“创造力”来解释美国的优秀，不过是给我们试图解开的谜团重新贴了标签罢了——换句话说，并没有真正回答我们的问题。
最好的解释可能是美国的企业文化尤为适应当前的挑战。美国企业并不特别擅长劝服工人提高生产率——这一点对全盛时期的德国和日本来说至关重要，但美国企业很擅长管理服务工作者和知识工作者：用科技装备他们，授予他们高度的独立性，根据工作业绩计酬。因此，当前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企业时代也正是美国的时代。
此外，美国的商业文化与全球化完全契合。美国的管理人员和MBA课程学习中有很多有才干的移民，因此美国的经理们认为在多元文化的公司中工作非常正常。而移民又与自己的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美国人在建立全球供应链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亚洲与拉美的精英相互竞争以进入美国的大学，回到自己的国家后，他们更愿意进入当地的美国公司而不是德国或日本公司工作。
因此，
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弱化了公司等级的信息科技的兴起，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当前这个“美国时刻”。当然，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一点也值得原谅，因为其他一些糟糕的因素破坏了本该值得美国人庆祝的东西——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也。
而在美国企业获得成功的同时，对美国总统布什的仇恨也导致了新一轮反美情绪的高涨。同时，在美国繁荣的时候，与日俱增的不平等也使得美国普通工人无法分享到美国公司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