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培养创造性思维应注意的五个环节
由于六要素之一的“横纵思维”是要为高难度复杂问题的解决（即促进灵感或顿悟的发生）提供心理加工策略，它与重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艺术创造有更直接的关系，并且要有“思维复杂性”理论的支持才易于理解，所以，就一般中小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而言，对这一要素可暂不考虑。下面仅就其余五个要素来讨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问题。
环节1：重视发散思维的培养
传统教育只强调聚合思维（也称集中思维、求同思维、正向思维），而不讲发散思维（也称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这是有其深刻的教育思想根源的。传统教学模式强调以教师为中心，强调教师对学生单向讲授知识，把学生当作知识灌输对象，其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能很好地理解、消化和应用前人知识与经验（但不善于创造新理论、新知识）的应用型人材。若仅从知识传授角度考虑，传统教育并非没有优势（从学科考试情况看，我们学生的成绩普遍高于西方国家同类学生的水平），我们传统教育的主要弊病在于不能培养出大批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创新人材，因为这种教育的目标就不是要培养“创新”能力，而是要向学生灌输知识——不是把学生看成活生生的、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认知主体，而是把学生看成是外部刺激的接受器，是知识灌输的对象。
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理解、消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理解、消化老师讲授的内容就成为教学的最高要求、最高目标。学生的思想观念、学生对一切问题的认识理解都必须集中、统一到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概念上来；学生的全部言行都必须符合教师的要求和传统的规范。这正是聚合思维（集中思维、求同思维、正向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
聚合思维由于要求思维内容、思维成果都要集中、统一到传统观念或原有概念上来，所以其优点是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授，有利于对前人知识与经验的掌握；其弊端则是容易造成学生对书本、对教师、对权威的迷信，以为书本
上的都是经典，教师讲的都是真理，不敢提出半点怀疑。所以只讲聚合思维，只能使我们的认识永远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不可能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为了创新，必须强调发散思维，没有发散思维（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多向思维）就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萌芽和创造性的成果。可以说一切创造都起源于发散思维，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且不说“红楼梦”、“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类鸿篇巨著从其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等多方面体现出独树一帜，敢于超越前人的发散思维；就是像“陋室铭”、“爱莲说”这类百十来字的短文，乃至李白、杜甫的只有几行的小诗，都无一不是充满发散思维的不朽之作。
例如刘禹锡的“陋室铭”，通篇只有81个字，不仅文采被千古传诵，就是文中所体现的发散思维也堪称代表作。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在歌颂名山大川，而且名山总是以“高大雄奇”著称，川江湖海总是以“深邃辽阔”而闻名。但刘禹锡却从逆向思维出发，开宗明义地提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强调要重内涵、重实质，而不能只看形式和外表，从而既为引出本文的主题做好铺垫，又为赞颂其陋室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接着，作者从陋室的环境、陋室中活动的人、陋室中所做的事等三个方面对陋室做了生动的描绘。“陋室铭”之所以能脍炙人口，千古流传，固然与其绝佳的文采分不开；而作者运用发散思维为它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是功不可没的。毕竟缺乏思想内涵的文采是浅薄的，只有与深刻内涵结合的文采才能有永恒的魅力。
又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也是文学作品中较好体现发散思维的上乘佳作。在宋代之前，歌颂花卉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但多是以菊花（颂其“灵隐飘逸”）、牡丹（颂其“雍容华贵”）或梅花（颂其“严冬傲雪”）为对象，以莲与荷为歌颂对象的比较少见。周敦颐以“莲”为主题，这应该是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求异思维。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同样是写“莲”，他与同时代人的写法、立意也
完全不同。与周敦颐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杨万里曾写过两首非常有名的颂“莲与荷”的诗，一首是：“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应日荷花别样红。”另一首是：“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前一首是从宏观的角度描写，后一首则是从微观的角度描写。宏观描写要求大视野、大手笔，浓墨重彩，要达到一种壮阔的美，浩瀚的美，撼人心魄的美；微观描写要求很细腻、很准确，见微知著，要达到一种精巧的美，清丽的美，韵味无穷的美。应该说，从对“莲与荷”的外部形态描写来看，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角度，杨万里这两首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很难超越。为此周敦颐独辟蹊径，不从外部形态，而是从内涵、气质去写“莲与荷”。他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人生体验和对社会众生相的深刻观察，从中感悟出一种最美好、最纯真、最高尚也最难能可贵的品格，然后用拟人化手法，借助生动、形象、准确的语言，通过“莲与荷”的外部形态表现出来。表面上在写莲的茎“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写荷花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以及“出于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实际上是在歌颂一种“胸怀坦荡，没有私心杂念；朴实无华，不哗众取宠；优秀品格，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刚正不阿，任凭狂风暴雨宁折不弯”的崇高思想境界。这正是“爱莲说”的强大艺术魅力所在，也是它能流传万世，永远净化人们心灵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像这一类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只要语文老师认真去挖掘，就可在教学中获得无限丰富的、可用于培养学生发散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不竭源泉。
环节2：重视直觉思维的培养
对于直觉思维，我们应当注意两个问题：其一是，在直觉思维的三方面特征中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是第一方面—— 直觉思维在本质上是对事物之间关系（即内在联系）的整体把握，这是由直觉思维所用的材料（关系表象）所决定的；其二是，直觉思维虽然是在瞬间作出快速判
断，却并非凭空而来的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而是建立在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宽厚的知识积累基础之上，运用直观透视、空间整合和关系模式匹配方法所作出的直觉判断。这种直觉判断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可靠（如果情况并非很急迫，即时间允许的话，在直觉判断作出以后，最好能运用逻辑分析、推理方法对该判断加以检验或论证），但一般来说，总是有一定根据的。实践经验愈丰富，各种知识和各种关系模式积累愈完备，这种根据就愈可靠，直觉判断也就愈正确。
关于依靠直觉思维形成灵感或顿悟，从而实现科学领域理论上突破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阿基米德原理”的发现。正是通过直觉思维使阿基米德在坐下浴盆的瞬间突然领悟到（顿悟）：浴盆中水面升高的体积很可能等于身体浸入水中部分的体积。“水面升高部分的体积”和“身体浸入水中部分的体积”这两件事，从表面上看互不相干，但是阿基米德通过整体把握与直观透视方法，却在瞬间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称“内隐关系”）——体积相等。牛顿从苹果落地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也与直觉思维分不开：“苹果落地”和“月亮绕地球旋转”，在一般人看来，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是牛顿却从中领悟到苹果之所以掉到地上而不朝天上飞，和月亮始终绕着地球转而没有脱离地球和太阳系飞向宇宙深处，都是由于有地心引力作用，即看到了两个表面互不相关的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内隐关系），这就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直觉思维能力。要想能看出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内隐关系，就要依靠这种能力。
直觉思维能力不仅与自然规律的发现密切相关，对于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就不乏这方面的案例。如“曹刿论战”是从《左传》里摘录出来的短文，讲的是鲁庄公十年，齐国以强欺弱攻打鲁国的故事。曹刿主动请缨，为鲁庄公出谋划策。曹问公“何以战？”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
也，必也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鲁庄公讲了三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对下属官员施以恩惠，二是认真祭祀祈望神灵保佑，三是公正合理地处理所有大小案件，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曹刿从大处着眼、纵览大局的直觉思维出发，撇开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次要事物，而仅仅抓住其中能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 人心向背，从而否定鲁庄公的前两条依据，只肯定他的第三条依据。这一点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条可以“取信于民”。在随后的长勺之战中，曹刿又提出“夫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作战方针。这是通过直观透视、又综合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态势，并和过去有关战例进行比较（模式匹配）后做出的。事实证明，曹刿的上述作战方针是正确的。所以，“曹刿论战”，不仅是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之作，也是运用直觉思维做出正确战略决策与战术决策的光辉范例。
又如，选自《战国策》的“邹忌讽齐王纳谏”，表面看是讲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实际上是反映邹忌如何通过直觉思维而发现一条治国的重要哲理。邹忌问其妻：“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邹忌不相信，又去问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第二天有客人来，邹忌又提出这个问题，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对于一般人来说，提出一个问题，从妻子、妾侍和朋友三个方面都得到相同的回答，往往就相信了；即使不信，也只是姑且存疑，先放在脑子里，不再对此问题深思下去。而邹忌却不是这样，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是通过直观透视、模式匹配（将妻、妾、朋友在这一问题上的言论与他们一贯和他交往时的言行模式做比较）等直觉思维加工方式，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他们相同话语后面的不同“内隐关系”——妻子是偏袒他，妾侍是畏惧他，朋友是有求于他。而这种内隐关系，若不是运用直觉思维（不管是自觉的
还是不自觉的）是不会被发现的。邹忌还由此联想到如果一个国家的君王也整天被一帮阿谀奉承的嫔妃、宫女、王公、大臣所包围，听到的都是假话，那将处于非常危险之中，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劝齐王纳谏。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事实上，直觉思维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探索中是锐利武器，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在面临困境的危急关头，在需要瞬间做出抉择的场合，由于时间紧迫，容不得你慢条斯理地去进行逻辑分析与推理，这时只能运用直觉思维，在瞬间做出准确判断，否则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对于行政部门和企业的领导人更需要有这种大处着眼、总揽全局、整体把握的直觉思维能力；更需要熟悉直观透视、空间整合和关系模式匹配等直觉思维加工方式。这就需要从小培养，而我们的语文教育和语文老师则在这方面肩负着尤为重要的责任。通过上面两个例子，对于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直觉思维，应可得到一定的启示。
环节3：重视形象思维的培养
下面我们先看依靠形象思维形成灵感或顿悟的例子。
事例1：“大陆漂移说”的提出[4]
在20 世纪初，一些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如美国的泰勒和贝克以及德国的魏格纳等人）在观看世界地图过程中都发现南美洲大陆的外部轮廓和非洲大陆是如此相似，遂产生一种奇妙的想象——在若干亿年以前，这两块大陆原本是一个整体，后来由于地质结构的变化才逐渐分裂开来。在这种想象的指引下，魏格纳进行了大量的地质考察和古生物化石的研究，最后以古气候、古冰川以及大洋两侧的地质构造和岩石成分相吻合等多种论据为支持，提出了在近代地质学上有较大影响的“大陆漂移说” （这一学说到50年代进一步被英国物理学家的地磁测量结果所证实）。可见，“大陆漂移说”的提出离不开上述奇妙的想象。
事例2：红外跟踪技术的发明
生物学家都知道，响尾蛇的视力很差，几十厘米近的东西都看不清，但是在黑夜里却能准确地
捕获十多米远的田鼠，其秘密在于它的眼睛和鼻子之间的颊窝。这个部位是一个生物的红外感受器，能感受到远处动物活动时由于有热量产生而发出的微量红外线，从而实现“热定位”。美国导弹专家由此产生联想——若用电子器件制造出和响尾蛇的生物红外感受器类似的“电子红外感受器”，用于接受飞行中的飞机因发动机运转发热而辐射的红外线，岂不可以通过这种“热定位”来实现对目标的自动跟踪。所谓红外跟踪响尾蛇导弹就是在这种“联想”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事例3：圆锥切割理论的建立
在形象思维中，灵感或顿悟不仅可以象上面两个例子中那样通过联想或想象来产生，还可通过对客体表象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概括来实现。圆锥切割理论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就已经有关于圆、椭圆和双曲线的几何概念，但那时侯，这些概念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开普勒（Kepler）、狄萨尔盖斯（Desargues）和庞斯莱特（Poncelet）等人通过对圆锥切割所形成的各种截面形状（客体表象）进行“分析、综合”的结果发现，这些截面形状只有三种类型：圆、椭圆和双曲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就得到三种表象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由圆锥体切割而成，区别只在于切割方式的不同（水平切割为圆，垂直切割为双曲线，斜向切割为椭圆）。这样就把原本互不相关的三种几何图形通过圆锥切割理论联系在一起，成为具有严密结构关系的几何体系。
迄今为止，在我国原国家教委统编的高等院校哲学教材和心理学教材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只有逻辑思维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因而是理性思维、高级思维，其他形式的思维（如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都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只能获得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因而是非理性思维（言下之意是低级思维）。事实上，在人类的三种基本思维形式之间只有思维材料和思维加工方式的不同，而
没有高低级之分。而且从探索新事物的本质、规律即从创造性活动考虑，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由于具有整体性、跳跃性（而不是象逻辑思维那样具有直线性、顺序性）所以往往比逻辑思维更适合于探索和创新的需求。
通过形象思维实现创造性突破的例子不仅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中比比皆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也举不胜举。可以说，每一部能流传后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或艺术珍品都是极富想象力的，都是高度发展的形象思维的产物。不仅鸿篇巨著是如此，即使象前面所举的“陋室铭”和“爱莲说”这类百十来字的短文也不例外。
环节4：重视逻辑思维的培养
逻辑思维本身虽然不大可能象形象思维与直觉思维那样直接形成灵感或顿悟。但是，时间逻辑思维又是创造性思维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这是因为，不论是形象思维还是直觉思维，其创造性目标的最终实现都离不开时间逻辑思维的指引、调节与控制的作用。
例如，上面提到的“大陆漂移说”尽管是起源于对世界地图的观察与想象，但是在20世纪初期曾进行过这类观察和想象的并非只有德国的魏格纳一个人，当时美国的泰勒和贝克也曾有过同样的观察和想象，并且也萌发过大陆可能漂移的想法，但是最终未能象魏格纳那样形成完整的学说。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新观点提出后，曾遭到传统“固定论”者（认为海陆相对位置固定的学者）的强烈反对。泰勒和贝克等人由于缺乏基于逻辑分析的坚定信念的支持，不敢继续朝此方向进行探索，所以最终仍停留在原来的想象水平上。只有魏格纳（他原来是气象学家）利用气象学的知识对古气候和古冰川的现象进行逻辑分析后，所得结论使其仍坚持原来的想象，并在这种分析结论的指引与调控下，对大洋两侧的地质构造及古生物化石作了深入的调研，终于在1915年发表了著名的《大陆和海洋的起源》一书，以大量的证据提出了完整的“大陆漂移说”。
又如，阿基米德在盆浴时发现水面上升与他身体侵入部分体积之间的内隐关系，固
然是由于直觉思维（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顿悟，但是这种顿悟并非凭空而来的。诚如第三章第五节所指出的，这是因为阿基米德事先通过逻辑分析、推理知道，如果是纯金的皇冠，由于其密度已知，在体积一定的条件下其重量很容易计算出来，再与皇冠实际测量出的重量相比较，即可确定皇冠是否用纯金制成。换句话说，只要能测量出其体积就能计算其重量，也就能据此判定是否掺有杂质，于是问题的关键就转化为如何测量皇冠的不规则体积。正是在这一逻辑思维结论的指引下，阿基米德才能把自己直觉思维的焦点指向与皇冠体积测量相关联的事物，才有可能在盆浴过程中发生顿悟。而在此之前，尽管阿基米德也曾在千百次盆浴中看到过同样的现象，却从未能发生类似的顿悟，就是由于缺乏上述逻辑思维指引的缘故。
再如，“爱莲说”之所以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净化人们心灵的强大精神力量，也绝不仅仅是由于作者的形象思维和作者的文采，而是首先和作者几十年来的人生感悟分不开 ——这种“感悟”是作者通过对社会上各种人际关系进行深刻的逻辑分析、推理后所做出的关于人生价值的判断，所以这种艺术魅力和精神力量也是和作者的逻辑思维分不开的。
以上事实表明，逻辑思维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灵感或顿悟（灵感或顿悟总是来自形象思维或直觉思维），但是对创造性目标的实现却有指引和调控作用，离开逻辑思维的这种作用，光靠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创造性活动是不可能完成的。泰勒和贝克等人虽然曾和魏格纳有过同样的观察和想象（即有过同样的灵感或顿悟），但最终仍停留在原来的想象水平，不能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其原因盖出于此。
环节5：重视辨证思维的培养
辨证思维是指能运用唯物辨证观点来观察、分析事物—— 尊重客观规律，重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能用对立统一观点看问题，既要看到事物之间的对立，也要看到事物之间的统一和在一定条件下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
要看到反面，能从有利因素中看到不利因素，也能从不利因素中看到有利因素。总之，是两点论不是一点论。
在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中，运用辨证思维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有些已经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比如“庖丁解牛”、“曹刿论战”、“曹冲称象”、“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及刘禹锡的诗……等等，都包含深刻的辩证逻辑思维。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编入中小学的语文或历史教材中，如能很好地运用这些教材，将会对我国青少年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就拿“曹冲称象”来说，就是对青少年进行辨证思维能力培养的极好范例。
“曹冲称象”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故事的梗概是，有一天曹操得到一头大象，曹操想称一下这个庞然大物到底有多重，问他手下大臣有什么办法（在大约1800年前的三国时代，这还是很大的难题）。一位大臣说，可以砍倒一棵大树来制作一杆大秤，曹操摇摇头——即使能造出可以承受大象重量的大秤，谁能把他提起来呢？另一位大臣说，把大象宰了，切成一块块，就很容易称出来了。曹操更不同意了——他希望看到的是活着的大象。这时候年方七岁的小曹冲出了好主意：把大象牵到船上，记下船边的吃水线，再把象牵下船，换成石块装上去，等石块装船达到同一吃水线时再把石块卸下来，分别称出石块的重量再加起来，就得到了大象的重量。
曹冲在七岁时是否真有这样的智慧，难以考证（或许是故事作者的智慧），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中所包含的辩证逻辑思维：能从错误意见中吸纳合理的因素。第一位大臣出的主意看似不切实际，因为没有人能提起如此重的大秤，但是它却包含着一个合理的因素—— 需要有能承受住大象重量的大秤才能解决问题；第二位大臣的主意更是荒谬，怎么能把活生生的一头大象拉去宰了呢？！但是在这个看似荒谬的意见中却包含着一个非常可贵的思想——化整为零。曹冲正是吸纳了两位大臣错误意见中的合理因素——设法找一个能承受大象重量又不用人手去提的大
秤，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船正好能满足这种要求；然后他又想到利用石块代替大象可以实现“化整为零”。正是这种辨证思维加上生活经验积累和敏锐的观察，使曹冲创造性地解决了他所处时代一般人所不能解决的难题。
由于辨证思维是从哲学高度为创造性思维活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与策略，所以它不仅在创造性思维活动的关键性突破这一环节中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在整个创造性思维过程中都有不容忽视的指导作用。例如，在创造性思维的起始阶段，如前所述，要靠发散思维起目标定向作用，以便解决思维的方向性问题。发散思维之所以能给基本思维过程指引正确方向，是依靠三条指导方针：同中求异、正向求反、多向辐射。不难看出，这三条指导方针的每一条无一不闪耀着对立统一思想的光辉（同—异、正—反皆是矛盾的两个侧面，而“多向辐射”则与集中思维的“单向会聚”构成对立统一关系），是辨证思维的具体体现。所以，发散思维实际上也可看成是辨证思维在创造性思维起始阶段的另一种表示形式。
至于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和时间逻辑思维，由于它们都是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当然不可能象发散思维那样；在实质上等同于辨证思维。不过，思维的目的既然是要对事物的本质属性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规律（即事物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作出概括的反映，就有一个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作出这种反映的问题。众所周知，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方法论，是使人类思维具有全面性、深刻性和洞察力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整个思维过程中只有运用唯物辨证观点作指导，才有可能使人类的基本思维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