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乐趣三
有必要对人类思想的器官（头脑）停止“灌输”的想法，时下正蒸蒸日上。我以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下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停止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生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晚辈诵唐诗。假设这样来运用它，那么它还能取得什么幸福，真实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设把它紧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假设有人乐意这样来看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以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坏人的工具，为此必需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理想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践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水平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求的整齐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品德；说得更攘餍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思索。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规范很是可疑。他们以为，假设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预告用当年军代表看待我们的态度，来看待年轻人。假设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动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团体的幸福把自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以为，人应该充溢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作风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由于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局部，我是谁就成了效果。假定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仰的；可是假设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可以证明我罪大恶极，死缺乏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延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设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残酷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置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
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残酷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残酷，还有愚笨。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理想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残酷，但这种残酷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形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随声附和罢了。
假定我置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央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水平，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笨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规范的水平。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义务，我就要央求他让我在此项义务和下天堂中做一选择，并且我锲而不舍的决计是：选择后者。
思想的乐趣四
假设要我举出终身最残酷的时辰，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事先我一心想要束缚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供认，事先我愚笨得很，所以不只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如今我以为，愚笨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笨教人，那是残酷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抓紧警觉。假定我被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思还能平衡；而被残酷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设让我举出自己最不残酷的时辰，那就是如今了。能够是由于受了一些教育，也能够是由于曾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束缚什么人的话，我一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求协助；其主要问问，协助他们是不是我才干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能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一定不愿去插队。指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形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普通人以为，残酷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设这种低智是后天形成的，我赞同。但
是人可以开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利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置信他们是坏人。我的结论是：假定善恶是可以判别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开展智力，增广知识。但是，你劝一位自以为曾经明辨是非的人开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只不肯，还会意生仇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大事去得罪人。
我如今当然有自己的善恶规范，而且我如今并不比他人表现得坏。我以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罪恶。按这个规范，他人说我最残酷，就是我最罪恶时；他人说我最罪恶，就是我最残酷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规范引荐给他人，但我以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心，我以为我们国度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时机。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强迫思想、灌输残酷，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终身中榇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时机，没有失掉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失望。此种喜剧的原因，当然是理想世界里存在的种种效果。伟大的人物总以为，假定这世界上一切的人都像他希冀的那样残酷——更确切地说，都像他希冀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许“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自身就是无邪或许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有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思索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计划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理想是，这种想法不时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关于理想世界的效果，从愚笨的方面找方法。据此我以为，我们国度自汉代以后，不时在停止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可以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
了。
思想的乐趣五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经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地仇恨新奇，仇恨幽默。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定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幽默，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能够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由于，假设这种终极真理曾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别。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以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别更复杂的事了。假设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别的才干——大灰狼坏，母兔子好；但是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理想说明，一些缺乏其他才干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模范围。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别，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他人做价值判别，那就太复杂、太舒适了。讲出这样粗犷的话来，我确实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由于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真实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别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越了某些人的了解水平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损伤就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损伤。固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团体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担任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劣的妒忌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厚，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厚的人妒恨、损伤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设我对迷信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浩浩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但这江河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关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想的精英，比成为品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在；关于这一点，我是一自得见都没有的。效果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在究竟该不该有。喜欢前
一种自在的人以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设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但是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设能把自己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有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设如今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溢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品德教员，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由于我曾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达的数学教员，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不时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真实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如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仇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取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乎其微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终身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阅历的人，我希冀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品德教员的人而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