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是一个雅俗共赏、意味悠长的文化话题，所以我们往往会感叹：酒，不仅是大快朵颐、令人轻健的物质饮品，更是妙解怡神、心骛八极的精神享受。我不是酒行业的专家，所以只能就我多年来的饮酒感受和我国酒文化的现象，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酒，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饮料之一，人类的酿酒迄今也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尤以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品类繁多，名酒璀璨。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首创了酒曲复式发酵的酿酒技艺，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我国在西域传入制酒方法的基础上，发明了蒸馏制酒方法，从而创造了深受消费者喜爱而风靡至今的蒸馏白酒。
酒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密切相关，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酒在国人的生活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它的发展历程和我国的历史相融合。而酒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它不仅仅是一种食品饮料，还具有独特的精神文化价值。所以作为一种精神文化，酒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酒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的文化史。
我国文化中的酒神精神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酒的精神、酒神的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最初的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子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这种忘却生死、忘却暂时荣辱的绝对自由追求，就是我国酒文化真精神的精髓所在。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宣泄，是抛弃一些无谓、僵化的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获得生命极大的快乐。
在文学艺术的发展长河中，酒的精神无所不在。它对文学艺术家创作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由、艺术和美，三位一体。因酒而自由，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美。因醉酒或者一种微醺的状态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自古艺术家解脱束缚并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
古今第一醉鬼、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在《酒德颂》中曾如此言道：“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暮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知其余”。这种自然、真人的境界，就是我国酒文化精神在文人意识觉醒的魏晋时期最酣畅淋漓的行为体现。
传统文化、文人精神，与酒的精神有着特殊缘分。一方面，文化界人士大多嗜好酒。酒可以激发灵感、活跃形象思维，酒后吟诗作赋会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夸张手法。饮酒本身，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每一页都散发着特有的酒精神。
西汉汉赋大家杨雄的《酒赋》，用诙谐的语言阐明了酒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价值。此文虽只有聊聊百余字，却引发后人一连串的反思。曹植的《酒赋》、张载的《酃酒赋》，以至于明朝大文豪袁宏道的《觞政》，均认为文明饮酒很重要，喝酒不能是简单的买醉，而一定要喝出文化来。既要讲究适量饮酒、文明饮酒，还要感念先祖，兴寄情怀。很多脍炙人口的俊秀诗文，正是这样创作产生的。所以，酒文化在文学、文人精神的形成、发展和传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不仅在道家文化及其艺术创作中可以任意驰骋，在儒家思想行为和诗歌创作中也存在很大自由度。酒，可以帮助艺术家实现灵肉合一的自由创作状态，从而打破传统和世俗窠臼，实现艺术创造的再升华。
文人的诗酒情缘
从诗歌诞生的那天起，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建安诗人、竹林七贤、盛唐李杜等伟大诗人的人生历程和诗歌作品，无不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浓郁酒香。
建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当属一代枭雄曹操，他在古诗体《短歌行》中着名的诗句流芳千古：“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正是这几句诗，把魏晋时期文人在社会动荡历史背景下对于生死的忧思、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渴求，表达得淋漓尽致。
盛唐时期的李白和杜甫是文人的杰出代表，都终身嗜酒。杜甫有首着名的诗歌《饮中八仙》，描写盛唐时期贺知章、李白、李适之、汝阳王李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等八位因酒而名噪一时的名士，充分展现了酒在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催发作用。
李白自称酒仙，杜甫《饮中八仙》中盛赞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们今天看李白的诗歌，像《将进酒》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等等，恢弘的诗歌镜像中，诗人豪气干云的艺术形象几乎直接借助酒兴一气呵成。而《月下独酌》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闲情逸致，让酒的艺术形象又显得那么恬静、清丽、自然。
其实杜甫也是嗜酒如命，他因“性豪夜嗜酒”（《壮游诗》）的诗句而被郭沫若先生称为酒豪。而杜甫的《独酌成诗》更是大胆地自喻“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坦承酒对其诗歌创作“炼石补天”的神助作用。与李白豪放、清丽的诗歌艺术个性不同，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雄浑阔大。从某种意义上讲，两者诗歌风格差异的形成，完全归功于诗人和酒的关系。
郭沫若先生在统计了李白和杜甫现存诗歌当中直接谈到酒的部分后惊人地发现：李白诗歌当中直接出现“酒”字的占17%。更让我们惊讶的是：杜甫诗歌中直接提到“酒”字的，占了21%。假如没有酒，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一定少了很多韵味。
自古以来，因酒醉而做出传世诗歌佳作的例子，在诗歌史上随处可见。除曹操横槊赋诗《短歌行》，陶渊明、苏轼等人也都是在似醉非醉、似醒非醒的朦胧醉意中创作出千古绝唱。李杜的诗酒情结同样感染了宋代第一才子苏轼，他认为诗歌创作是“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尤其苏轼脍炙人口的《前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我想如果没有酒，无论诗歌的意境还是其中的艺术形象，必然是干瘪、青涩而让人不忍卒读的。
“五四”以后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也几乎没有不好酒的。比如鲁迅先生，倘若我们翻开他的日记，就可体会他对酒的热爱。鲁迅先生《自嘲》中有一联非常着名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此激昂的诗句，正是在郁达夫先生做东的酒席上，鲁迅酒喝到微醺之后创作出来的。而郁达夫，更是以好酒闻名。他“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的豪放吟咏，其浪漫和夸张的境界之高，气象之雄浑，直逼李白和杜甫。
不仅诗歌如此，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书法艺术当中，酒的真精神更是无所不在。比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脾气古怪，其字画非常难求。但当时人们都知道郑板桥喜好狗肉和美酒，于是求画者经常拿着狗肉和美酒诱其醉意朦胧，从而如愿得到字画。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用意，但是耐不住美酒诱惑，因此醉酒后常常借诗自嘲。他有这样一句诗：“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而郑板桥之前的历代书画家，嗜酒如命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吴道子作画前必要酣饮大醉，方可动笔；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则更是醉酒挥毫、一气呵成；杜甫《饮中八仙》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则是对张旭书法超凡脱俗、惊如天人的描摹；怀素在创作书法时，更是“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
酒令与智慧
酒令是酒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人们的聪明才智、知识水平、文学修养和应变能力的检验。没有满腹的诗书和机敏的睿智，难逃临场被逐的命运。
从酒令的起源来看，“曲水流觞”和“投壶”应当是酒令最为原始的行为方式。所谓“曲水流觞”，就是一群情投意合的高人雅士，在自然山水之间选择一段蜿蜒曲折的小溪，大家围坐两边，从上游放下一支酒杯，顺流而下，停到谁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违者罚酒。这种纵情山水的饮酒作乐行为，源自自然又还于自然，为历代文人所推崇。而“投壶”则是起于春秋战国、兴于汉唐、至宋亡佚的一种饮酒游戏。先秦时期，武将宴饮往往以比试弓箭取乐，文臣认为射箭不雅，改为执箭投壶。后来“投壶”游戏逐渐传播开来，成为贵族宴饮娱乐一种流行的助兴方式。
可以说，传统文化把酒的文化运用到美妙和极致，百家词曲、歌谣谚语、典故对联等各种文化内涵，无不出神入化地蕴涵于酒令当中，为饮酒赋予了优雅的书卷气和文化意蕴。让人们在品味美酒的同时，也领略了文化的清新。
古代文人饮酒时追求的清雅意境，我们今天已无法再亲眼见识了。幸运的是，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和记载酒令的书籍中，我们尚可略见端倪。
中国的酒文化，彰显着独特的品位、风格和神采，彰显着特有的境界和风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早已成为文化中的瑰宝。酒文化的真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一脉相承。只有在中国文化宏大的背景下，去领略、鉴赏和品味白酒文化的真精神，才能使酒文化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