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经济论文：网络经济学的发展与展望

一、引言:网络与网络经济学
　　193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Moreno运用社会计量学的方法对小群体进行实证研究奠定了网络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些学者为了研究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跨界关系,开始系统发展网络概念。到了20世纪 70年代,网络分析得到迅速发展。这时网络分析不仅用大量的经验资料研究社会结构本身,而且还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制约人们的社会行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网络分析已经充分关注到行动者即网络构成者的特征,并且开始研究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的相互影响。
　　尽管网络的概念五花八门,但大家几乎都围绕着交易中的互动模式及关系和独立的个体间的资源流来下定义。经济学家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来研究网络的存在性以及网络的功能:一是把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网络”概念最初被描绘成组织内部的非正式关系纽带,然后发展为一个表达组织环境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术语,最后又成为分析权力与治理关系的研究工具;二是把网络作为一种治理形式(合作机制)。把网络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实质是把它当做使单个主体整合为一个连贯体系的社会粘合剂,把网络与市场、科层等并列,视为一种独立的交易活动协调方式。上述两种分析传统严格说来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把网络视为治理机制或合作机制离不开网络分析这个工具,而网络分析的最经典的对象就是网络。以下我们将主要从网络这一特殊的治理形式角度重新梳理网络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发展格局。
　　二、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
　　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进而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对组织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认为,任何主体(人或组织)与其它主体的纽带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
　　社会关系网络结构观包括两个部分:(1)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network range),它包含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点和线。由于社会关系网络是空间的网络结构,因而它的规模概念也是多维的。尽管如此,规模最基本的概念仍然是交往的数量,也就是构成关系网络行动者人数的多少。网络规模的测量有三种方法:一是用网络构成者的总数来测度;二是社会关系网络中不同地位群体的总数,也就是指那些直接与行动者个人有关的网络行动者构成的不同群体的总数;三是社会关系网络构成者的异质性规模,它指的是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交往行动者的差异性。
　　(2)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 (network density)。社会关系网络的密度是衡量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松紧程度或行动者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它是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实际关系与所有可能发生关系的比率来表示的。所有可能发生的关系可以用公式N(N-1)/2来表示,其中N是网络中行动者的总数,当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之间彼此都有联结时,其网络密度为最大值。相反,如果网络中的行动者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结关系,则其网络密度为最小值。
　　三、弱关系力量假设与社会资源理论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73)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弱关系的力量”(The Strength ofWeak Ties) 一文被认为是网络研究的一篇重要文献。这篇文章新颖之处在于提出弱关系力量假设,他认为弱关系之所以是强的,是因为弱关系是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
　　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关系是指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由于交流和接触而实际存在的一种纽带联系,这种关系与传统分析中所使用的表示人们属性和类别特征的抽象关系(如变量关系、阶级阶层关系)不同。他首次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认为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
　　如何定义关系的强弱呢? 他从4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互换。互惠互换多而广则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
　　格兰诺维特认为,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则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因为群体内部相似性较高的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经常是同质的,所以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是在群体之间发生的,由于弱关系的分布范围较广,它比强关系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可以将其它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某些个体。在与其他人的联系中,弱关系可以创造例外的社会流动机会如工作变动等。格兰诺维特断言,虽然所有的弱关系不一定都能充当信息桥,但能够充当信息桥的必定是弱关系。弱关系充当信息桥的判断,是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的核心(Granovetter,1973)。
　　波特(Ronald Burt,1992)综合奥地利学派与格兰诺维特的思想,提出了结构洞(Structure Holes)理论。波特认为,无论主体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社会关系网络均表现为两种关系:一种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任何主体与其它每一主体都发生联系,不存在关系间断现象,从整个社会关系网络来看就是无洞结构。这种形式只有在小群体中才会存在;另一种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它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社会关系网络整体来看好像是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例如在ABC社会关系网络中,如果AB之间有关系,BC之间有关系,而AC之间没关系,则AC是一个结构洞。AC如果要发生关系,必须通过B。格兰诺维特认为,B与A、C的联系必然是弱关系。对波特来说,B与A、C的关系可能强,也可能弱。假如A、B、 C处于资源竞争的状态,AC结构洞的存在为B提供了保持信息和控制信息的两大优势。波特依据结构洞理论对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行为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竞争优势不仅是资源优势,而且最重要的是关系优势。所谓关系优势就是,占有结构洞多的竞争者,关系优势就大,获得较大经济回报的机会就高。换言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自己的优势,就必须与相互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发生广泛的联系,以争取信息和控制优势。任何个人或组织,要想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和发展优势,就必须与相互无关联的个人和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以获取信息和控制优势。
　　美籍华人林南 (Lin,1982)在发展和修正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假设”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源(social resources)理论。他认为,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权力、财富和声望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如果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的社会地位、个体与社会关系网络行动者的关系力量决定该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中,弱关系的作用超出了格兰诺维特所说的信息沟通的作用。由于弱关系联结着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而强关系联结着阶层相同、资源相似的人们,因此类似资源的交换不具有工具性的意义。为此,林南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的三大假设:(1)地位强度假设——人们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2)弱关系强度假设-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越高;(3)社会资源效应假设——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就越理想。
　　四、资源依赖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 Barney.J.,Pfeffer and Salancik等学者为代表,通过对企业资源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资源依赖理论,用来解释企业间网络的形成与作用。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的资源不仅仅限于一个企业的有形资产,还包括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综合体。因而,资源可以包括金融方面的(如现金储备和进入金融市场的渠道)、物质方面的、法律方面的(如商标与许可证)、人力资源方面的(如员工的知识技能和相互的协作能力)、组织方面的(如控制能力、制度和企业文化)、信息资源方面的以及公共关系各方面的,所有这些对企业来说都属于一种潜在的实现能力,所以都是资源。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各企业之间的资源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而且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很多资源无法在市场上通过定价进行交易。比如组织才能,它们以惯例为衡量尺度,可能比机器设备等有形资源在市场上带来更长期的竞争优势。但是,它却不可能从市场上购买。与此同时,相对于企业不断提升的发展目标来讲,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资源,在资源与目标之间总存在着某种战略差距(strategic gap)。因此,为了获得这些资源,企业就会同它所处的环境内的控制着这些资源的其他组织化的实体之间进行互动,从而导致组织对资源的依赖性(Salancik and Pfeffer,1974)。因为这种依赖性,组织会(1)试图支配他们的环境,并计划它们对偶发事件的反应(Aldrich,1976);(2)努力追求亲密的关系 (Tompson,1967);(3)避免对市场的依赖和对技术化的机会的依赖。
　　企业对各种各样资源控制的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购并或企业从内部的扩大,但仍有许多理由说明内在化是不必要的或不可能的,这或者是成本太高、法律限制,或者是降低了企业活动的灵活性,如果资源依赖是偶然和短期的,则通过信用关系就可以获取,纵向一体化是不必要的,因而企业间活动需要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企业间的市场关系就是一种网络结构。由于企业只从事生产和服务过程中某个阶段的工作,企业间分工创造了企业相互依赖的网络,因此,企业间的活动需要协调,这既不是通过政府指令或企业科层来协调,也不是通过传统市场模型中的价格机制来协调。相反,时间和努力放在能建立交换关系的网络结构上,以获取所需要的外部资源。企业间相互依赖的网络导致了对企业间交易关系的约束,需要对企业间的活动进行明确的协调,或者是通过共同计划,或者是通过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来完成,从而产生了企业间互相依赖和长期关系的多样性契约安排,这些契约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和生产成本,推动技术的联合开发,提供对相关企业的控制,或者是成为进入其他领域的桥梁,这种协调方式比内在化的企业科层协调具有更独特的优势。
　　因此,可以用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的三级制度框架替代传统的市场与科层两极制度分析框架。组织间协调即网络经济文献中的企业间网络,它主要依靠契约和隐合同来进行调节,所涉及的成本主要是谈判成本以及长期关系投资的沉淀成本。如果把威廉姆森的交易三个特点与资源依赖的观点结合起来,用特定资源依赖替代资产专用性范畴,就可以提出如下命题:第一,在较低的内在化成本和行为者之间的信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这时资源依赖更可能由科层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进行调节;第二,在较低的外在化成本情况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程度越低,这些资源依赖更可能采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协调;第三,在较低的召集成本和较高的内在化成本或行为者之间信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特定资源依赖程度较高,这时交易活动则更可能采用企业间网络来协调。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除了诸如节约成本、降低风险等优点外,网络结构还具有以下两个优点:
　　第一,它可以克服组织内部的路径依赖性。决定企业对专用性资产的组织能力是通过资产、资源与知识的积累而开发出来的。在任何时候,企业都要根据组织中形成的惯例和能力的整合过程对资源和组织形式作出选择。然而,企业过去的行动轨迹导致了路径依赖性并进而束缚了企业未来的行动选择。同时,企业内部实施的开发新能力的项目也会受到现有活动的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丧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换言之,在以前的技术与组织发展轨迹中,存在着束缚企业柔性及其选择范围的制约因素,它们使企业必然沿着既定的轨迹成长,从而缩小了可供企业选择的范围,使企业放弃了开发新资源与能力的机会,最终阻碍了新的竞争能力的产生。而具有外部导向的、旨在进行企业间合作的网络结构,能够挑战制约构建新的竞争能力的路径依赖性。
　　第二,企业间网络可以克服市场失灵。在存在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高频率的交易和信息不容易传递的情况下,市场就会失灵。也就是说,企业在谋求获取和构建难于模仿和替代的专有知识与能力时,市场会出现失灵。正因为如此,企业间网络在延展企业的知识基础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超越内部开发与并购而获得的,是组织获取专有资源和构建新的资源与能力的有效的组织机制,它可以使企业获取或构建自己内部尚未拥有,但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和能力。现实中很多企业正是通过参与企业网络来获取自己尚未拥有的、涉足新业务所需要的新资源和新能力。例如,为了树立自己在计算机和通信方面的领导地位,NEC 公司利用几百个战略伙伴关系,在很长的时间内进行许可经营和创建合资企业。
　　五、嵌入理论
　　在与主流经济学争论过程中,波兰尼(Polanyi,1993)逐步形成了其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波兰尼认为,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独立领域,在前工业社会中经济是嵌入于社会、宗教亦即政治制度之中。这意味着像贸易、货币和市场这样的现象是由牟利以外的动机所激发的,并和具体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波兰尼因此把经济含义区分为“实质主义”含义和“形式主义”含义。实质主义与事实有关,形式主义与逻辑有关。他认为, 只有实质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才能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体系的经验研究产生富有意义的成果。他同时认为,作为一个制度化过程的经济中有两个概念值得注意,这就是“过程”和“制度化”。经济研究的真正主题,实质是经济过程在不同时空中得以制度化的方式。
　　要考察经济是如何得以制度化,就必须从经济体系获取统一性与稳定性的方式出发。波兰尼认为,这种统一性与稳定性是通过互惠型、重新分配型、交换型等三种经济融合方式得以实现的。只有在具有对称性组织的社会环境中,互惠行为才会导致有意义的经济制度的产生;只有当分配中心已经存在时个人间的共同占有才会形成重新分配型的经济体系;只有价格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调节方式时,个人间的交换行为才会造成价格的涨落,并由此把经济体系整合起来。波兰尼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社会中的经济生活为互惠或重新分配的方式所笼罩,而到了现代社会,则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着人们的交易活动,人们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行事。
　　按照波兰尼的观点,前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不存在这种嵌入现象。格兰诺维特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如果使用嵌入的观点来审视社会的经济生活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话,就会发现无论是工业社会还是前工业社会,嵌入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程度不同罢了。
　　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机制是信任。所谓“嵌入”,指的是各类经济交易活动都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结构限定,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交易的形式与结果。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性概念,还区分了“关系性嵌入 ”(relational embededness)和“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edness)。“关系性嵌入”是指行动者嵌入在个人关系之中,而“结构性嵌入”则指许多行动者嵌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许多经验研究证明了经济活动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性。交换行为得以发生的基础是双方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在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中,双方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信对方有交换的诚意,信任对方对交换条件的认可,然后才能进行实质性的交换。即使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现代社会交换中,双方也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如果信任感降到最低的程度,在每一次交易中,双方都必须在获得了必要的监督保证之后才能进行,那么,交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格兰诺维特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关系网络,信任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Granovetter,1985)。
　　同弱关系假设相比,嵌入性概念强调的是信任而不是信息。而信任的获得和巩固需要交易双方长期的接触、交流和共事,实际上,嵌入性概念隐含着强关系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自己并没有对嵌入性问题进行第一手实证证明,他的学生Brian Uzzi对一家芝加哥银行的贷款业务进行了嵌入性问题的调查。他发现贷款对象并不是愿意承受较高贷款利率的陌生客户,而往往是那些要求降低贷款利率的长期客户。为什么银行不要求高利率反而趋求低利率呢?原因是银行与长期客户有浓厚的人情关系,有相互协助的信任感,以及联手处理突发事件的历史背景。这些就是格兰诺维特强调的嵌入性。
　　六、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与网络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资本,无非是一种能带来经济利益的东西,是一种可以增值的东西。一种社会网络如果只停留在网络意义上,没有为行动者所利用,没有给行动者带来剩余,那么网络就不是资本。社会网络一旦被人们加以工具性的利用,社会网络就已经资本化了。
　　像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它使得某些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例如,一个团体,如果其成员是可信赖的,并且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互信,那么它将能够比缺乏这些资本的相应团体取得更大的成就。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是确保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小规模的紧密联系的共同体中,信任可以基于双方当事人的熟悉而产生,但是对大型的和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就需要非私人化的或间接的信任。私人的信任如何才能转变成社会的信任呢?
　　在现代的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在詹姆斯.科尔曼(1999)看来,社会规范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是因为行动具有外部性,外部性有时候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控制,但是这常常是做不到的。当行动给一群人带来类似的外部性时,规范就会产生,然而,行动控制权的交易市场难以轻易建立起来,而且没有一个行动者能够旨在获得控制权的交易中受益。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和惩罚来维系的。
　　这些增强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他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互惠是规范最为重要的一种。互惠有两种,我们将之称为特殊化和普遍化的互惠。特殊化的互惠是指行动者同时交换价值相等的东西,如同事之间互相交换节日礼物。普遍化的互惠是指交易关系在持续进行,这种互惠在特定的时间里是无报酬的和不均衡的,但是,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期望: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网络中的企业包含的就是普遍的互惠。普遍的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遵循了这一规范的共同体,可以更有效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
　　网络中的互动会提供有关其他行动者的可靠的信息,并且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持续的联系往往会带有社会的成分,它会包含对信任的强烈的期望,以及对投机的极大的约束。
　　总结来看,企业从参加网络中得到了下列制度方面的好处:
　　第一,企业参与网络增加了企业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投机者要面临这样的风险,既无法从未来的交易中获益,也不能从目前参与的其他交易中得到它所期望的收益。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企业参与网络增加了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
　　第二,企业参与网络还会培育出强大的互惠规范。在许多社会背景下,互动的伙伴们会倾向于给那些可以接受的行为制定强大的规范,并且在各种交往场所中互相交流各自的期望。这些规范会因网络而得到加强,而网络则取决于好名声的确立,其中包括信守诺言、遵守共同体的行为规范。
　　第三,企业参与网络还会促进交往,促进了有关企业信用的信息的流动。正如我们所见,信任与合作,依赖于行动者对潜在伙伴的以往行为和当前利益的真实了解,而不确定性则会强化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非直接的)越多,它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就会越容易。
　　第四,企业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它保证了合作的延续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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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杨瑞龙　冯健:《企业间网络的效率边界:经济组织逻辑的重新审视》,《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1期。
　　(13)杨瑞龙　冯健:《企业间网络及其效率的经济学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