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资本投资公司(Sequoia Capital) 全球最大的VC(续2)

  在一个充斥着才智之士的高竞争行业取得如此与众不同的成就,让红杉不可避免地成为业内备受瞩目的对象,而其明星项目的投资者,如投资于苹果、甲骨文和思科的唐·瓦伦坦(Don Valentine)和发现雅虎、Paypal和Google的迈克尔·莫瑞茨(Michael Moritz),则成为沙丘路上的超级明星——几乎所有评论者都会将瓦伦坦、莫瑞茨与早年投资于英特尔的亚瑟·洛克、KPCB的约翰·杜尔并称为这一行业的“四大天王”——即使如此,多数业内人士也坦率承认,红杉令人费解。

  2006年3月在沙丘路的一间办公室内,Mayfield基金执行合伙人邝汲荣(Kevin Fong):“你觉得谁是这里最好的投资者?”他直接表示:“迈克尔·莫瑞茨”。原因?“因为他能投出别人投不出的项目。”而NEA投资公司前合伙人斯图尔特·奥索普则称:“我和莫瑞茨竞争过很多的机会,但是我不知道他如何做投资决定,我很困惑。”

  想解析这部“价值机器”的运转方式,确非易事——莫瑞茨对本刊坦率表示:“我们并无兴趣为其他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行动指南”——但一个难得的视角是红杉中国的建立。它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红杉如何选择团队,如何与新成员形成默契,以及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市场发现新机会。为此,过去三个月间,《环球企业家》数度采访红杉中国4名主要负责人、将近其一半项目的创始人,并在一年间再度采访莫瑞茨(关于其人其事,参见本刊2006 年4月号《点金之手》)。

  “风险投资业有很多‘层次’,你看上去很简单,但想做好,就要学习、领会很多层次。这跟好的绘画作品一样,即使表面看来简单,其实蕴涵大量的复杂性。”迈克尔·莫瑞茨比喻称。其人从不打高尔夫,业余时间喜欢绘画。而他对红杉的总结是:“我们是一群人,非常非常勤奋地工作,试图确定我们投资的下一家小公司能够变得伟大。”

  这个曾经修习七年历史、撰写过两本商业著作的威尔士人有着绝佳的


文笔和巧妙的比喻能力,但他更喜欢用朴素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理念。比如,关于一个不可忽视的小问题:红杉如何定义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成功?

  2006年9月12日,亲临中国的莫瑞茨对着上百名创业者,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衡量创业公司的成功标准只有一个,活下去。而投资者的成功标准,就是最大程度帮助创业公司活下去。而在2004年的一次采访中,莫瑞茨称,好的风险投资公司需要保持两种素质:其一是有说服力的投资回报记录,其二是保持高度竞争性。

  这并非虚妄之言。如果说红杉的独特之处体现于其连续30年走在技术潮流之前,深层次而言,这源于一些保持竞争力的方法:勤奋、保持好奇心和危机意识、不为市场波动改变投资基本原则、在长时间里形成合伙人之间的默契与共同进步……它们并不难归纳,但很难长期落实。

  虽然这只是一家数十人规模的合伙人企业的方法论,但它实则具备很大的普适意义。在这个加速的商业时代,以往经年不变的商业模式往往在取得2、3年的成功后就面临挑战。看看微软、英特尔、索尼这些处境尴尬的创新先锋,以及整个汽车业——持续走在趋势前面,寻找那些具有巨大爆发力的商业机会,正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应从红杉的经验中学习的。

下注于赛道,而非赛手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延伸”。在红杉,这个人就是创始人唐·瓦伦坦。

  所谓瓦伦坦的风格,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投资于一家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公司,要好过投资于需要创造市场需求的公司”。因其过于强调市场对一家公司的意义,多年以来,这句话被引申为更通俗的“下注于赛道,而非赛手”。

  这或许是沙丘路上最著名的一句专属于风险投资业的方法论,也是行业内引发争议最多的名言。表面看来,这句话似乎太过看轻企业家精神对于创业公司的价值,而且显得颇为个人经验主义:在瓦伦坦创立红杉之前,他曾在仙童半导体和国家半导体两家公司担任销售方面的要职,被认为


善于读解市场变化,并知道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而他个人的风险投资教育也来自于国家半导体时期的经历:因为当年其规模尚小,资源有限到甚至不能为全部客户提供产品,就必须有人来判断哪些客户前途广阔,值得长期合作,哪些客户需要果断拒绝。负责这一决策的瓦伦坦必须根据对方公司的市场前景和短期产品的商业价值来不停做出预测。

  但也需要指出,瓦伦坦并非不善相人之术。1960年代他还在仙童半导体公司任销售经理时,就招聘了一批日后硅谷的风云人物。如AMD创始人杰里·桑德斯、Maxim创始人杰克·吉佛德和苹果公司首任CEO迈克·马库拉。

  既然如此,瓦伦坦个人倾向的论述为何成为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连续30年的风格取向?

  根本而言,这是一种差异化努力。虽然所有风险投资者都会承认市场的重要性,但即使在美国,因关于市场状况的数据总是匮乏,多数人更愿意变换角度考察公司,而去回答那些看似重要的问题:技术是否独特?管理团队是否足够好?产品是否可以被专利化?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它们都只能为一个判断提供片面支持,而当投资者试图同时回答多个问题时,就很容易失去焦点。

  比如,不乏有业内人士指出,比起投资雅虎和Google,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红杉投资X.com。在多家投资公司同时看好X.com时,它突然经历了一次员工集体辞职,令其他投资商望而却步。但莫瑞茨未改初衷,并最终将其出售给eBay,大赚一笔。

  在本刊就此次“火中取栗”之举询问莫瑞茨时,他最直接的回答是:“我们依旧相信该市场前景”。就其当时的判断, X.com开拓的电子支付市场是存在的,且拥有巨大发展空间。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不过一街之隔的Paypal一直处在焦灼竞争之中,双方均消耗巨大。这就让它面临一个并不复杂的选择:不惜稀释股份将两家公司合并,获得此市场的领导地位。

  “下注于赛道”的另一个理由是,天才创业者实则非常罕见。瓦伦坦曾表示,


自己一生只见过两个拥有超人洞见的创业者:英特尔的罗伯特·诺伊斯和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即使如此,1977年乔布斯找到了瓦伦坦时,年仅22岁,只读过半年大学,爱打赤脚,形象仿佛胡志明,其经历和身份都很难以说服投资者。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雅虎这个项目上。雅虎创始人杨致远曾告诉本刊:“莫瑞茨关键的本领还是看人,当年我和费罗以及后来Google的两个创始人,还都是学生,我们自己都不会赌自己一定成功。”

  但对红杉来说,这实则并不是个问题。莫瑞茨发现雅虎时,它还处在只有两个创始人的初创期,仅从两个人的天赋判断其未来成就几乎没有可能。也因此,这并不是莫瑞茨首要的考量要素。真正的问题,也是多数投资者困惑的是:如果雅虎上的全部信息都是免费的,它如何挣钱?

  这最终依然取决于莫瑞茨对市场的判断。曾在《时代》周刊就职几年的他深知,广播和电视也是免费的,但它们仍能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这也应是雅虎的未来。正是他将自己看到的未来传递给杨致远和大卫·费罗,让一个分类信息检索页面变成了门户网站,并最终成为首个网络上的媒体帝国。

  当然,也并不是说,红杉全不在意创业者的品质。

  如果审视一下红杉投资组合中的创始人阵容,不难发现,虽然红杉很少寻找那些“八面玲珑”、能够解决从技术到管理的各种问题的创业者,但它最成功的项目通常由特点互补的团队构建。比如思科的创始人是一对情侣,桑迪·勒纳是个极富攻击性、精明且意志强大的女科学家,而其男友林·博萨克性格开朗、喜欢放手管理,且有些理论主义。雅虎的杨致远外向、喜欢思考商业事务,费罗内向、专注于技术。而Google的拉里·佩奇喜欢思考事情是如何发生,谢尔盖·布林喜欢对既成事实进行改善……他们都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以及另一个人所能对公司做出的贡献。

  而且,红杉几乎很少投资于那些有过巨大成功的创业者,而更愿意投资于那些有过挫败经历的创业者。在红


杉看来,那些持续成功的人往往并不能客观认识成功的原因,很容易陷入个人英雄主义而忽视了大势、时机、他人以及运气因素。而那些失败过的人,如果依然渴望成功的话,能够更好地审视自己。比如1970年代末期的威尔夫·科瑞根,他曾在摩托罗拉有过极好的提升过程,但他前往仙童半导体的几年则极不顺利。当瓦伦坦再次遇见他时,他已经从错误中学习到了什么是无效的,这让他获得了红杉投资于其LSI Logic公司的机会。与此相反,当乔布斯被苹果扫地出门,创办NeXT公司时,红杉反而没有对他进行投资。仅仅因为,这是一家“以复仇为目的”的公司。

  这就再次回到了“赛手与赛道”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像莫瑞茨玩笑所说:“从生存几率上判断,你愿意赌天才跳下悬崖,还是赌普通人从二层跳下去?”。

没有下一个Google
  瓦伦坦曾经宣称,自从自己1959年去到硅谷,“没有什么是革命性的,全是进化”。就是说,所有技术进步都是相互呼应的,所以投资决策并非凭空而来。

  一定程度而言,红杉的故事的确可以被简化为顺应技术进化下的连锁反应:投资苹果电脑后,会发现它需要存储设备和软件,于是红杉投资5英寸软盘业务 Tandon公司和甲骨文,接下来便是将小范围内的电脑连接起来的以太网设备公司3Com,当以太网技术成熟,更广阔地域范围的电脑连接就势在必须,于是红杉找到了思科。而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成熟后,对雅虎、Paypal的投资就顺理成章。甚至,投资Google的最初想法是:至少它对雅虎的搜索引擎有所助益……

  但本质问题在于:几乎所有风投公司都置身于科技流变之中,感受到宏观趋势变化并不困难,为什么是红杉频频抓住每次技术沿革中最优秀的公司?

  因历史的偶然性,彻底回答这一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并无可能。但值得思考的是:红杉投资过程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首先,红杉并不顺应舆论营造的流行趋势。它很少附庸大公司们以大量资金打造的


趋势,比如有线电视公司鼓噪的“交互电视”,也尽可能远离资本市场上的火热概念,如近年的纳米科技和P2P软件。

  这种高度独立性在一些时候甚至显得过于冷酷。投资过甲骨文的瓦伦坦于近年公开否定拉里·埃利森提出的“软件业将被整合为几个大公司的天下”,却对小型软件公司的开放和创新表示赞许。曾因看到硬件外包潮流而投资于伟创力的莫瑞茨则无情指出,因为利润低、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预算、且需和零售巨头的自有品牌及亚洲的仿制品们肉搏,最近几年的热门投资概念之一消费电子产品是“大粪与泥潭”。

  其次,红杉相信“思维模式迁转”(paradigm shift)下的小公司的机会。

  在传统行业,“大卫战胜哥利亚”的故事并不多见,但在高科技领域,这却是主旋律。看看半导体行业,早在1960年代初,德州仪器已经规模巨大,但技术创新仍让仙童半导体迅速崛起,随后英特尔又超越了仙童。直到近年,长期的追随者AMD又在挑战英特尔的地位。

  虽然行业的变迁发生得相当自然,但让某个个体坚持在潮流变换中持续自我更新,尤其是拒绝成功带来的束缚,则极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