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失业：贫穷的奢侈

一个悖论
　　2002年5月25日上午。北京农展馆。
 走进当天在这里举办的科博会人才招聘大会，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拥挤。与在中国任
何一个地方举办的各种招聘会一样，这里成了人的海洋。许多求职者拿着几十份简历穿
梭于大大小小的展位前，仔细询问用人单位，恐怕错过每一个机会。
 刘鹏（化名），200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由于这个专业的毕业生
不太好找工作，刘鹏一半以上的同学选择了考研。在刘鹏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发现情况
的确如他的师哥师姐所说，“找一个满意的工作很难”。2001年，刘鹏曾在一家ｉｔ公
司做经理助理，但不久那家公司随着互联网热潮的冷却而倒闭。此后，刘鹏为了工作到
处奔波，频繁出入于今年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每一次大型招聘会上，但结果总是
高不成，低不就。
　　张晓萍，一个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女孩，一谈起找工作，则是满脸的焦急。“我都已
经没信心了”，她对记者说，“从年初到现在，我来北京快半年了，本来以为大城市机
会多，很快就能找到工作，没想到拖了这么久。再拖下去，我就撑不住了。”张晓萍是
甘肃人，毕业于兰州某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在北京找工作四处碰壁，这种经历让她觉得
疲惫不堪。
　　刘鹏和张晓萍这种情况，被专家称为“知识失业”。具体说，就是指受过高等教育
的知识劳动者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与合理配置的表现。知识
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劳动者。知识失业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即劳
动力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无工作机会；也可以表现为隐性失业，如就业不足、
人才过度消费等。
　　对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失业”，美国学者马尔科姆·吉利斯在其《发展
经济学》一书中有段精彩的描述：“印度和菲律宾这两个扩大高等教育的先锋国家，出
现了大批寻找工作的毕业生，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职业……加尔各答的职业介绍所里每
天都挤满了文学士和理学士，有
学数学的，有学英语的，有学物理的。而有些雇主主要
是在该介绍所寻找擅长空调、绢网印花或管道方面的人才，这些雇主失望地离去了。在
这样的环境里，大学毕业生最后不得不接受与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失业”都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但在
目前的中国，“知识失业”却更像一个悖论，所以被专家称为“贫穷的奢侈”。
　　一方面，在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比例非常低。2000年全国第五次
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10万人口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只有3611人，即受过大专以
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3．6％左右。而中国每百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仅仅相
当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人才，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的匮乏，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
面对的一个挑战。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却出现了一些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
前一段时间ｄｏｔｃｏｍ陷入低潮时，许多网络公司纷纷倒闭或裁员，有人惊呼中国的
“白领”走进了失业年代。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张，但北京、深圳等地出现的“知识失
业”还是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提供的数字，截止到2001年6月底，北京市
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为4．02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为0．21万人。另外，深圳市劳
动局失业科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12月31日，深圳大专以上学历登记失业人数为2869
人，研究生仅2人。到了2001年5月9日，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失业
人员总数增加到3157人，占失业人员总数的12．34％。这些数字都未包括那些没有在劳
动部门登记失业的“隐性失业者”。
　　既然是一种“奢侈”，那么中国出现的“知识失业”就意味着存在某种程度上人力
资源的浪费。那些急需人才的地方，如西部地区，不但吸引不了外省市的大学毕业生，
就连本地出去的大学生也通常是
“黄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当地政府“招不来女婿，
留不住儿子”的感叹。
　　全国政协委员谢克昌曾对山西省太原市两所中学高二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接受调查的学生100％都希望将来考上名牌大学，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学生主要目的是
“要离开山西到发达地区发展”。事实上，近年来在北京就读的山西籍大学本科毕业生
回省工作的比率还不到20％，硕士毕业研究生不到10％，博士毕业研究生就更少了，不
足2％。
扩招之过？
　　1999年高校大扩招引起的震动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1998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108万人，1999年则达到了160万人，增长幅度达47
％，全国录取率达49％，北京市高招录取率更是超过70％。2000年高等院校再次扩招，
全国普通高校计划招生300万人，是继1999年高校大幅度扩招以后，普通高校年度招生规
模增长幅度较大的一年。
 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显示，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为145万人，比2
001年增加了30万人，同期的就业需求却未见有增长迹象。而到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人数将达到212万人。
 有关专业人士分析指出，随着近年来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高校招生考试
不再受年龄限制，中国高学历人群的失业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高校扩招了，而就业
市场的容纳量并没有水涨船高，所以从长远来看，我国高学历人群的失业率上升将是一
种必然趋势。
　　根据上海媒体的报道，上海市很多大学生因难以承受找工作屡战屡败的压力，自信
心受到很大打击，还有的学生一边考研，一边找工作，心理承受不住了，纷纷走进心理
中心咨询。一位学生已经悉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所有招聘会，投出了上百份简历，参加
过许多公司的面试，均以失败告终，现在变得心灰意懒，表示不打算继续找工作了。
　　“毕业生比去年多而工作机会比去年少”，这是应届大学生对今年就业形势的直观
感受。“受美国
9·11事件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ｉｔ业滑入低谷”、“今年是高校
扩招生毕业的第一年”，成为大学生最常提到的今年就业形势严峻的三大原因。
　　根据世界银行划定的界限，入学率达到15％以上才是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印度已经
达到了这个水平，而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阶段”。中国的目标是2005年高等教
育入学率达到15％这个大众化的最低线，这意味着以后每年都会有更多的大学生走进社
会，就业形势将更加严峻。
被逼考研
　　在找工作屡屡碰壁之后，继续深造成为许多大学生的一个被迫选择，从而在中国就
出现了独特的考研热持续升温的现象。
　　就业压力大是许多在校大学生选择考研的主要原因。一位兰州大学新闻系的女生说
：“考研就是被逼的。不少正在读研的学生认为，人才市场水涨船高，越早考研含金量
会越高。”
　　每年的下半年，许多年轻的大学生就会放弃工作，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参加各种考
研辅导班，北大、清华等高校附近简陋的房屋就被租赁一空。在考研大军的强劲需求下
，北大附近的一居室月租金飙升到1800元仍然供不应求。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报考2002年硕士研究生人数为62．4万人，比2001年报考人数增
加16．4万人，是近几年报考人数增幅最高的一年。而200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为19．
6550万名，比2001年增长22．8％。来自教育部的信息表明，报考人员中，普通高校应届
本科毕业生报考人数为27．3万人，比2001年净增7．2万人。以学历划分，大学本科毕业
生报考数为54．1万人，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有8．2万人，报考人员中35岁以下的共6
1．2万人。
　　2002年考研战火刚熄，新一轮考研烽烟又起。2002年2月25日，位于中央财经大学的
“文登学校报名处”云集了全国各地学子近千人。两条弯弯曲曲的明年考研辅导班报名
队伍向两边曲折延伸，每一条长龙均有100多米。
　　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出现考研热首先与目前的就业形势相
关。从全国的情况来看，2002年毕业生的整体分配形势严峻，工作不好找，自然会促使
更多的人选择报考研究生。也有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限，片
面地认为毕业生学历越高就越好，就造成了“学历贬值”现象。这使得求职者认为，怀
里揣的学位证书越高越好，硕士读完还得读博士，否则就没法找到好工作。因此，不断
有人加入到每年的考研大军之中。
　　考研背后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了好工作，全职
读书还会是许多人的选择吗？中国青年报社的一位编辑在大学毕业时郑重决定，工作几
年以后找一个适合并喜欢的专业读个研究生。几年过去了，他找到了适合并喜欢的专业
，并且被导师认为是“可造之才”，但是他却不敢考了，理由是：等我毕业了，在残酷
的竞争环境下，我还能不能回到中国青年报社这样的岗位。
　　考研的过程也是一种时间与金钱的支出，许多考生往往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才
能够考上研究生。记者的两位朋友就是这样把青春献给了考研事业：一位从1992年到20
00年一直坚持不懈地报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硕士研究生，每次总是以失败而
告终；另一位从1995年到2000年每年都是上半年工作，下半年复习考研，但是同样每一
次考试结果都令他失望。这中间的有形和无形的损失实在难以估量。
亟须关注
　　高学历失业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毕竟是从无到有的事儿。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教授认为，与西方国家普遍的高学历不同，中国的
高学历失业是在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下出现的。从供给来看，中国高学历人才不是太多
了，而是太少了。虽然持续扩招，中国18岁到22岁年龄段中上大学的人比率不超过8％，
而且从全国人口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也很小；另一方面，从社会需求来看，我
国现在经济增长很快，对高学历
人才的需求是持续增长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高学历
失业，应该引起重视。
　　有专家指出，我国高学历失业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常态的高学历失业尚有不
同，至少还有两个方面需要调整。
　　第一、由于高校专业设置尚没有完全市场化，劳动力质量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有错
位。董克用教授说，应该坚信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市场对于专业设置的引导。虽然现
在高校专业已经调整了许多，但是还不尽合理，仍然有人为因素。有些大学生进校学的
就是过剩的专业，自然很难找到工作。不过，市场也非万能，理想的情况是专业设置市
场化，国家宏观调控一些市场调节不了的专业，例如一些基础学科。
　　第二、人才分布不平衡，劳动力地域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有错位。董克用教授认为
解决人才地域分布不均问题，要让一部分人才离开大城市，向需要的地区流动，还得依
赖市场机制的慢慢发育。在大城市工作与在小城镇工作所需的人力资本投资拉开距离以
后，一些不能承担在大城市就业成本例如住房、子女教育等　的人才会自然流向小城
镇和不发达地区，只是这个过程会很长。
　　董克用教授说，随着高学历失业渐渐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熟悉的内容，如何应
对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如果“知识失业”大规模出现，不只是造成资源的
浪费，而且将降低社会机体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