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怎么做生意--做“傻事”的聪明人

  在中国商界,有一群人是绝对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潮汕人。不论走到哪里,潮汕人都是独特的,独特到让你一眼就能认出来。潮汕人除了善于经商,还有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有着浓重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从许钟民的外表、言谈和办事方式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潮汕人。

    为了改变命运

    许钟民出生在广东省潮阳县一个叫成田的小镇。他并不住在镇上,家是在一个叫大寮的村庄。他生长在一个七口之家里,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的家很穷,他的生活从小就跟“贫困”二字连在一起。

    许钟民至今还记得,自己念小学时每年的学费虽然只有一块八毛钱,可这却是一笔家里难以承受的费用。“从开学第一天起,我的名字就被写在黑板的右上角——‘许钟民, 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

    迫于生计,许钟民不得不早早辍学,从十三四岁起就四处跑,做点小生意。这境遇,让他从小有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渴望。“那时候,潮阳的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而对我来说,这两条都行不通——家里没钱,根本念不了书;家庭出身不好,也没法当兵。”

     15岁那年,许钟民离开家乡,到韶关的一个煤矿去当矿工。这段矿工生涯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直到现在,每当听到小煤窑出事的消息,我都会心头一冷,仿佛能听到矿井坍塌的声音。”

    直到几年前,许钟民的老家还是一如往昔。有一天,他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说广东全省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村庄已经通了公路。看完后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说:“儿子啊,这剩下的百分之一,就是咱们村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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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亲人的命运,改变家乡的面貌,这成了许钟民的愿望。

    敢于辞职的民工

     1982年,许钟民去了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成为了那里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那年,他还未满17岁。在深圳工作几个月后,他通过努力,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为了建筑公司厨房里的一名伙夫。


    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深圳的中学补习文化,回到工地已是深夜。而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他就得起来,先劈两个多小时的柴,然后烧开水、做早餐,接着又要去买菜做午餐,只有中午才能抽空儿补一会儿觉。

    他的愿望,是学到文化课后要离开厨房,成为工地上的一名管理人员。

    一年之后,勤奋的许钟民终于受到公司重视,领导决定把他的农村户口转为深圳户口。而此时,他却递上了一份辞呈,这使许多人无法理解。原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深圳市要取消统购统销。这意味着,深圳人要吃高价大米了!他想,把特区外的大米运进来,不就能挣钱吗?

    “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金钱的渴望,让我选择了做生意。我当时跟领导说,转户口对我是好事情,但那只成全我一个人,而还不足以帮助我全家人。”

    “出人头地”的路

    那天,许钟民扛出自己用木板钉成的柜子,把它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推着车离开了他曾经寄予莫大希望的建筑工地。然后,他怀揣着自己积攒的几百元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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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江西产大米,就去了南昌。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以为到了南昌就有堆积如山的大米。可到了那儿才知道,那里是省会,而在高安和上饶才有大米。我就又坐汽车赶往那里。”

    到了地方,许钟民对当地人说:“我要见粮食局局长。”

    局长居然来了,对他这个“有来头的深圳人”说:“你有钱吗?”

    “没有。”

    “没钱怎么做生意?”

    “我不是来做生意,是来给你们服务的,我拿点劳务费就行了。深圳缺大米,而你们的大米放在粮仓里面都长虫了,运到深圳不就挣钱了吗?”

    于是,许钟民获得了代销大米的机会。

    一年之后,18岁的许钟民拥有了汽车、摩托车和三四十个工人,他那几百元钱变成了几十万,他的业务拓展到了湖南、湖北。

    许钟民是很聪明的人,也很坦诚,他从不忌讳提到自己曾经进行过的“投机”。不过,这次的经商经历,其实只给他带来了昙花一现的辉煌。当他拿着卖大米赚到的钱,回到潮


阳办服装厂后,由于缺乏经验,这“第一桶金”很快就付之东流了。许钟民又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人。

    正当他痛苦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一条谋生之路——拿着潮阳县企业各式各样产品的样品簿,去到全国各地进行产品推销。“我做了一套样品簿,还带了一点样品,准备到东北推销。心想,广东周围的市场已经都被占领了,跑远一点或许还有机会。在广州上了火车,车厢里有很多汕头、潮州人,一聊,才发现每个人做的生意都一样,推销的产品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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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火车还没到武汉,许钟民就已决定放弃。

    他在武汉下了火车,顺便去看望一下做大米生意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他一眼看到了我带去的龙飘飘、邓丽君的录音带,问我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说,是在我们潮阳的峡山那儿买的。他说:你的机会来了!”

    原来,湖北省的襄樊市当时建了一个磁带厂,每月盒式磁带的产量高达60万,销路却一直不畅。

    他再次做上了“天大的买卖”。

     1986年初,许钟民来到了北京。他是专门来卖磁带的,并且很快就为襄樊磁带厂的产品找到了销路。那几年,他靠卖盒带,一年居然能挣几十万!

     1991年,他又对磁带的原料、生产和销售环节进行整合,同中国唱片总公司合资成立了一个材料加工厂。

    做“傻事”的聪明人

    也就是在那一年,一天傍晚,许钟民坐车路过北京展览馆,见那里正在举办一个演唱会,就下车买了一张票。“那次是郭峰作品演唱会,我看到很多著名歌手都唱他的歌,感触很深,觉得,他才比我大两三岁,怎么这么牛?心里暗下决心:我要成为一个唱片公司老板!”

    后来,直到跟郭峰合作了很多年之后,有一次许钟民突然对他说:“郭峰,你曾经是我最大的偶像埃” 1994年京文唱片公司成立的时候,也正是音像行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当时盗版唱片已在开始大肆吞噬正版市常有朋友问许钟民:“为什么人家都走了你还来?”而许钟民却回答:“别人搞盗版都能挣钱,我做正版,前途岂不是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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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京文开始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通过最直接、最实际的工作,同盗版现象斗争。后来,许钟民果然把“京文”带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原因是他成功地把“格莱美”等欧美唱片引入了中国市常已过“而立之年”的许钟民,现在仍然心存很多理想。在唱片业同行人的眼里,他是个很传统的人。但其实他从骨子里就不想墨守成规,总想做一些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回到潮阳

    许钟民的金钱意识很模糊。他认为,自己没有多少钱,只是不缺钱花;自己虽然是商人,但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方面做得并不好,还经常犯些乱投资的错误。他非常爱笑,总是笑着揶揄自己是最不会理财的人,有钱时就晕,没钱了反而清醒。“我没有挣到大钱,但我每年都会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心里觉得很充实。”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出身和学历。“我小时候只读过几年书,后来才又重新开始读书,而即便读了大学,也是补习性质的。我曾经带一些朋友去过老家,去之前村里人说:‘不能过来呀,咱们这个小村子怎么能接待名人!’可是我还是带他们去了,王志文、郭峰、崔永元等人都去过。我觉得,出身高低并不重要,只要自己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行。”

    潮汕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乡。回家时,有的乡亲对他说:今年的收成特别好,又多收了一千斤大米;女儿已经初中毕业了,可以让她去打工了,明年家里又可以多收入几千块钱。听到这儿,许钟民就感到心里特别难受。于是,他给自己家的村庄修了公路、做了水改工程,还在村里办了音像器材制造厂和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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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钟民觉得,到现在,自己总算完成了离开村庄时所怀着的那个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