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400年前，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和第一个股份公司在荷兰诞生，并且可以说，荷兰正是因此而率先实现了市场经济模式和自由企业制度下的“大国崛起”。今天，在美国企业捐款只占社会全部慈善捐款总额5%的时候，荷兰企业的捐款已经达到了社会全部慈善捐款的50%。与此同时，荷兰公司董事会成员中有60%的人是绿色和平组织这类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荷兰的“领先实践”，是否会再一次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潮流？如果会，这是否意味着现代企业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组织，现代企业的领导人也已经不能继续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个商人？姑且让我们假设不会，现代企业仍旧主要是一种商业组织，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在本质上也仍旧是一种商人。但是，现代企业已经明显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社会责任压力，现代企业的领导人如何在重重压力之下，带着社会责任的镣铐，继续把追求盈利和创造股东价值这一企业经营的经典之舞跳好？
来自荷兰的罗布.范图尔德教授，在其《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中，试图给我们提供一套在目前这种企业与政府及社会之间边界混乱状态下，关于企业如何“把对的事情做对”的理论与案例兼备的“解决方案”。
公司治理，打开视野
在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陆续成为中国监管部门、学术界和企业界热门话题的时候，《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超越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社会整体界面管理。
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沿着股东-董事会-经理层这样一个授权与责任链条展开的。扩展一下对公司治理的理解，则是把来自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市场上的各类要素投入者和企业经营的直接利害相关者纳入进来，构成所谓广义公司治理----合作关系管理或
称利害相关者关系管理。罗布.范图尔德在《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思考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更宽广的视角：企业如何在构成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个三维空间里完成自己的职责。
即使是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企业也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企业除了要在市场中面对投资者、消费者、员工及竞争者等等之外，还要面对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相应地，企业的行为也就不仅仅存在于一个清晰的市场边界之内，也还要或主动或被迫地介入到市场与国家及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这样两个交叉地带。全球气候变暖和金融及经济危机显示，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的作用不必多说，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非营利部门构成了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美国的盈利性公司组织最发达，同时也有着范围最广的非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作为公民社会可以计量的组成成份，提供了美国十分之一以上的工作。
在危机迫使政府更多地介入了市场领域以及公民社会力量快速成长并以日益增强的姿态介入各种问题的背景下，企业管理者如何能够不陷于被动而是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参与到这场“社会改造运动”中来？罗布.范图尔德提出了一个“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概念，来替代或是超越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强调的是统筹兼顾3P----人、利润和星球；社会整体界面管理关注的则是3E----效率、公平/伦理、效果。效率，把事情做对；伦理/公平，做对的事情；效果，把对的事情做对。
采用整体社会界面管理，面对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企业要思考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还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要把自己从问题的一部分变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使自己不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要尽到基本的社会责任，相应地对社会问题采取的方法是
不积极型、反应型和积极型。是自己成为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则要进一步采用一种主动/互动型的方法。
不积极型方法立足于弗里德曼的古典企业责任观，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关注“把事情做对”。对于做什么，没有一种伦理方面的审视，可以是一切合法的生意。比不积极型方法稍微进一步的是基于社会回应理论的反应型方法,企业被迫服从利益相关者所定义的什么是适当行为的规范，当竞争对手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经理人只“做出反应”。不积极型和反应型方法下企业可能确实正在把事情做好，但他们的方向可能不对或者追求的目标是错误的——生产不好的产品或者是在干合法但缺德的事情。采取积极型企业社会责任方法的企业决意“做对的事情”，他们可能与非政府组织关系良好，但也存在忽视企业效率，并因此而危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风险。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是要以“主动并同时互动“的方式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识别与解决之中的。为了把对的事情做对，要采用由哈贝马斯发展起来的“道德规范论述”概念----为了谈判和商谈大家都同意的一系列规范，各方定期聚在一起。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把公司治理的视野从核心层面的股东主权和中间层面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扩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外部环境范围，使企业与整个外部环境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导向一个积极正向的循环促进之中。
社会责任，知易行难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基本概念和逻辑，也许并非全新，同时也并不是很难理解，难的是如何去做到。
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基本思想在很多顶尖管理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论述。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把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比作“有太多牧师的宗教”，但还是明确提出：追求完全盈利战略的企业只有在非营利问题（如环境）上也得
到高分，才能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核心竞争能力理论的普拉哈拉德强调，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持续得到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重视，需要将其整合到企业的总体战略之中。汉迪指出：“新企业记分卡应该包括雇员的知识和福利等因素，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贡献。”明茨伯格提出:“企业是社会机构。如果他们不服务于社会，他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认为他们通过赚钱和创造工作机会来服务于社会的观点是割裂的观点。”可以说，这些大师们关于管理问题的论述都很全面，但是越全面的方法，越是难以落到企业管理的实处。
首先，识别和判定什么是对社会负责任的及什么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就不那么容易。比如，伦理投资基金总是排除烟草和武器行业，认为他们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业部门。但是，很难准确指出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负责任的。武器贸易是法律上许可的，如果这能使和平守法的公民能够自卫的话，它甚至对社会是负责任的。同样，烟草提供了快乐，有需求，并提供了税收，创造了贸易和就业，甚至还有福利。
其次，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获得良好回报吗？如果没有良好的回报，企业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吗？企业的持续经营，需要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持续支持。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否得到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更多支持，以使他们不会败于那些忽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的竞争之下？这，取决于企业经营所处的环境，已经超出了企业所能“有效管理”的范围。在关于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95项研究中，确认存在积极关系的占到53%。但是宽松资源理论提出，可以确认的企业社会绩效和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的正相关关系，是因为财务绩效更高的企业有能力提供宽松资源，并将其投入到企业社会绩效中去。也有研究指出，在企业社会绩效方面得高分的企业，更多地受益于来自政府机构的支持。
就资本市
场和投资者方面来说，有很多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他们不向那些他们认为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业进行投资，这会使致力于社会责任的企业更容易得到资本支持。可是，同时也有所谓“邪恶基金”，专门选择那些被社会责任或伦理投资基金打上“不道德”或者“对社会不承担责任”标签的酒类、烟草、赌博和军火等行业进行投资，并且邪恶基金比一般指数基金收益更好。在产品市场方面，也有研究表明，暴出丑闻、受到消费者抵制的企业，企业销售可能很快受到影响，但是消费者的记忆时间似乎很短，过不了多久就又回复正常了。
最后，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现象是，处在不同环境和地位的人，对于什么是好、什么坏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即使采用所谓“道德规范论述”、坐在一起谈判/商谈，也达不成一致意见。所谓“沃尔玛效应”和“终止沃尔玛”的社会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这方面的案例。沃尔玛坚持消费者利益至上战略，无情地追求效率，平均价格低于竞争对手14%。沃尔玛反对工会，努力保持员工低工资。沃尔玛在全球采购低成本商品。2002年，沃尔玛买入了价值12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占美国当年从中国进口总额的10%。沃尔玛加速了美国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向中国和其他低工资国家。这一切被概括所谓的“沃尔玛效应”，被《商业周刊》和很多美国人猛烈批评为一种“增长的恶性循环”----低价格、低工资、低生产力、低增长，甚至引发了一场“终止沃尔玛”的社会运动。可是从中国或者任何其他从沃尔玛的全球采购中获得产品出口机会的国家来看，结论是相反的。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有太多牧师的宗教，很多情况下可能是一种被误导了的美德。范图尔德教授对这种混乱的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也提
出了尖锐的批评：太多的学者和企业家满足于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道德论述的良好感觉。范图尔德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企业公民”的概念混淆了市场和公民社会这两个领域，只能看作是一种比喻。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现实的做法是通过“社会整体界面管理”的方法，以一种主动并同时互动的态度，把伦理规则、社会责任承担等等纳入到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日常管理流程中去。
提升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
1973年，戴维斯提出了“责任铁律”的概念，认为“从长远来讲，那些没有按照社会认为负责任的方式来使用权力的各方将会失去权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基础是慈善原则和管家原则。慈善原则指的是享受特权的人要保护那些未享受特权的人们的利益。管家原则指各利益方对经理人的信任，他们相信经理人能够考虑到受其商业决策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从安然公司破产到全球金融危机，经理人的滥用权力和“合法腐败”，已经迫使人们重新审视整个现代公司治理系统。
就公司这种组织来说，社会通过法律及心理契约给予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力，但是如果这种权力被过度滥用，则会被收回。已经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主张取消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尽管目前还没有哪一个主要国家认真地考虑这一提议，但是与激昂的企业社会责任呼声一样，这是一个挑战公司权力“合法性”的信号。削减公司权力和增加公司责任，是现代社会面对公司权力日益增长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两种不同回应。
安然崩溃之后美国出台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选择了对企业高层经理人(而不是对股东)施加更大个人责任的做法，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跟进美国的做法，并由此引起了有关公司治理中经理责任的司法管辖权问题。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说明，到目前为止有关改进公司治理的各种努力，并
没有见到明显成效。股权分散治理模式的一个关键基石----外部审计系统的可靠性令人质疑。正如范图尔德教授指出的：谁来监督外部审计师？大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发展了“精英”联系。2003年，100家最大企业的53名财务总监都曾供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实行强制性的审计师轮换制，有的甚至考虑将审计师的职能收归政府控制之下。这可能不会像废除股东有限责任那样对公司制度有颠覆性的影响，但也会严重削弱公司的自治权力。
现代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赋予了企业相当大的独立性、信任和合法性，代表社会来运行市场制度。掌握权力的管理者们，有责任让企业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方式经营。企业要对股东和公司的各类直接利益相关者负责，通过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防止从控股股东、董事会到高层经理各个层面上的滥用受托人权力行为。与此同时，要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要遵守公平竞争规则，消除通过垄断、合谋及腐败和假冒伪劣等方式破坏有效市场的行为。只有对消费者和整个社会负责，才能保证企业股东和直接利益相关者的长期利益。
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中国企业势力的迅速壮大相比，目前中国有关公司受托责任的立法与司法都还很落后，反垄断和公平竞争规则建设（治理商业贿赂及假冒伪劣）方面则更是落后，一些不顾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行为似乎“风险”不大。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及迅速发展中的中国公民社会力量，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负责任的企业行为会越来越强烈地受到来自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惩罚。
构建一个能够提升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系统，使自身不要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并能进一步通过“社会整体界面管理”方法，以一种“主动并互动”的态度把自身变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也许是每
一个高瞻远瞩企业都应该自觉做出的选择。
我相信，《动荡时代的企业责任----21世纪面临的挑战》这本书,会对每一个具有高瞻远瞩意识的中国企业及关注中国企业成长的相关人士都有所帮助。虽然我与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但我们都为国家信息中心举办的中荷企业社会责任系列研讨班做过讲座。本书译者刘雪涛女士是该系列研讨班的组织者，已经关注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多年，并一直在组织相关的研讨项目，这是本书翻译质量的一个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