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是人们大脑活动的内在程式，它对人们的言行（及至影响外部世界）起决定性作用。思维方式表面上具非物质性，象人的思想一样，无色无形，不可捕摸，它主要由后天环境（文化及教育的）影响所致；思维方式其实又具物质性，大脑皮层对相同事物的反映，会引起皮层“突触”产生某种化学反应和物理（生物电）脉冲，并按“既定路径”来变化传递，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思想）。这种非物质性和物质性的交相影响，“无生有，有生无”，就能够构成思维方式演进发展的矛盾运动。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几千年特有的文化密不可分。中国文化具两个根本特点，一是崇圣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专制与反专制的历史。政治上的统治是专制的。各种内讧、动乱、战争，起因在于推翻一种专制，但不管成功与否，目的仍然还是建立另一种专制，以至一直延续着绵绵古国的超稳形态。政治既内涵于文化，政治又高居文化之上，它驾御着文化老车，使之循规蹈矩地沿其旧辙。专制政治须“忠君”，治下文化便少不了“一言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成必然逻辑。后来，经无数打压、围剿、杀戮，如火如荼如血，“异端”近乎赶尽杀绝，中国人“崇圣”的“既定路径”思维终成了主脉。“崇圣”就是崇拜圣人，“圣人”就是过往已成名或可能成名的伟人，且爱屋及乌，这些伟人的观点言论自在崇拜之列，甚至包括那些势大主流的思想学说，比如时行的 “全盘西化”论者。中国人虽少宗教，但这种崇拜却是深入骨髓的，比宗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在思想认识层面的表现，就是彻底卸却人之主体性的本能：人在世却不入世，天天碰面无数“实际”，却不屑一顾；现实问题层出不穷，却视若无睹，总在子曰君言，谁怎么说过，哪本书有什么观点，历史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拿着圣（别）人的观点，找着过去的东西，自己才有站得住的脚跟，才理直气壮，才可能找到真理。“崇圣”思维经常穿着眩目的正统外衣，具有很大欺骗性（当然是对陷入窠臼者），其错
误是认识方法出了偏差，症结是“脱离实际”，游离在过往知识的苦海，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知识爆炸，实际变化迅猛异常，现实问题的增速大大超过过往知识增速的历史条件下，“崇圣”思维愈显愚钝，它无异于自阉人类宝贵的主观能动本性，终致误己误人误国的恶果。
中国文化及由之造成中国人思维定势的另一个特点是狭私性。“崇圣”揭示出中国人在追求真理时往往脱开实际的思维缺陷，其实，中国人在抉择现实时，却又很入世，或者说，很势利，牟取一种狭隘私利的思维倾向很强，这当然也是由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这与那种崇奉赎罪、献身（即便是宗教），关怀人类最终精神追求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必须指出，过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中国文化史上反抗狭私性倾向最强烈、最有效的崭新文化现象，她对增扩中国人思维境界的作用是空前的。但是，这种新文化由于缺乏生根的基础，自始至终都受到传统文化无孔不入的诋毁、侵袭，再加上自身也缺少一些必须的理论（体系）内涵，缺少精英示范的社会性实践，缺少与之适应的先进政治的提引，缺少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比照优势，等等，终于变得日渐式微。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一种对人类长远利益的追求，总是纠缠着维护人际间的等级道德关系，象“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生”等主要关系上，就有“忠、孝、仁、义、尊”等单方面苛刻要求的道德观，这种道德的实践，必然贯彻违悖人性的“灭人欲”思想，肇成“吃人”怪象。为了松解一下人际间这种“吃”与“被吃”的矛盾，避免人们本能力量的聚集爆发（动乱），增加一些人摆脱“被吃”的地位、甚至进入到“吃”的地位的希望，传统文化进而赋予了很多“利诱”的内容。如为长生活命，道教则行修身养性炼丹；为晋升现世的等级，正统文化则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的引导。即使是民俗文化，也没负其被统属的使命，表征了“狭私”的价值指向，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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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与“狭私”是中国人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两个侧面或两个轮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统治者崇圣，为着稳固自己正统江山的狭私；一般人崇圣，也有意于拉大旗作虎皮，目的还是狭私。反之亦然，中国人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又必须崇圣，如果你没有这点在意，没有这点功夫，你敢越雷池一步，你还不那么老辣，你少则被众人“真的不好理解”，重则被视为异己，那你就真难过活，还敢遑论成功嘿？当然，崇圣也好，狭私也好，都是深藏中国人头脑中的“既定路径”，习惯成自然，这一切都会是那么的不经意，一切都会是那么的见怪不怪，冥冥之中，是带给中国人无尽的愚昧和落后。就拿“造假”来看吧，提起来，人人都深恶痛绝，但说下去，哪个人也会理解。“大跃进”造的高产卫星是假，“文革”戴的高帽子是假，而今天的假数字、假牌子、假产品等又何处不在？林彪一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怕是道出了个中原委的，他的大事就是个人的狭隘私利。但是，“造假”到底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