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应该是传承与创新并举的文化
就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言，必须遵循传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任何创新都不能离开传承，任何创新都是一个艰苦的充满矛盾的过程。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历史是不容割断的，她的文化一定要有继承，在继承中去发展优秀文化。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当年，毛泽东在其文化实践中很重视这个问题，也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胡乔木晚年在回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也曾谈到文化传承问题，说毛的“《讲话》在收入《毛选》时，是作了一些修改。讲讲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倒是很有意义。这并不是考据，而是可以说毛主席详细考虑了哪些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发展。删掉‘特务文艺’之类的提法，可以讲，但并不重要。还有很重要的改动如对待文化遗产，原来只讲‘借鉴’，后来改为继承和借鉴，因为有的文学遗产，就是要继承，如毛主席写旧体诗词，诗体七律，词牌菩萨蛮，这根本谈不到什么借鉴，就是继承。不仅这个，还有语言，就是继承，任何作家离开历史形成的语言传统都不可能写作。语言尽管有创新，但基本是继承，不可能每一个人创造一套语言，那样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269页）。
至于说到创新，我倒想先诠释一下对文化创新的认知取向的认识，因为今天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很为模糊，且染有浓重
的功利色彩。基于深入的研究，我的感悟是：文化创新要有现实性和实践性，它要回答现实中提出的问题，在实践中创新。文化创新要讲求历史继承性，离开历史，根本无法认识文化。文化创新要注重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同样应该是开放的。文化创新要含有逻辑理性，遵循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文化创新要体现自我否定性，通过自我扬弃，向着更高的层次递进。
这里，我想再以儒学的创新为例，从个案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贺麟联系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对抗战时期新文化的展望，曾谈到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看待儒家思想发展的问题。他说，“儒家思想是否能够有新开展的问题”，就是“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是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序言）。贺麟在这里郑重提出了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即儒化、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的命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文化观念，这一命题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揭示出中国现代新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贺麟看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弘扬是学术救国、学术建国之根本，首先有赖于个体的觉醒，是由个体所体现的。“如一个人能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他便能以自己的人格为主体，以中外古今的文化为用具，以发挥其本性，扩展其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如中华民族是自由自主，有理性有精神的民族，是能够继承先人遗产，应付文化危机的民族，则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也是可能的”。我们最终“要求一自主的文化，文化的自主，也就是要求收复文化上的失地
，争取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 同上，第6页）。
贺麟还具体分析了“儒家思想新开展所须取的途径”，今天读来，仍感颇受启迪。他说，“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我们要能看出儒家思想与科学的息息相关处，但又要能看到两者的分界处”。“我们不必采取时髦的办法去科学化儒家思想。欲充实并发挥儒家思想，似须另辟途径”。这就是：“第一，必须以西洋的哲学发挥儒家的理学”，“第二，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第三，须领略西洋的艺术以发扬儒家的诗教”。应该说，贺麟谈到的具体途径是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路径，沿着这条路径进行探索，“会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同上）。
针对当时抗战的状况，贺麟更期望在抗战救国、抗战建国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复兴。为此，他坚定地强调：“我们现在的抗战建国运动乃是有深厚的精神背景和普遍的学术文化的抗战建国运动，不是义和团式不学无术的抗战，不是袁世凯式的不学无术的建国”，“我们抗战的真正最后胜利，必是文化学术的胜利。我们真正完成的建国，必是建筑在对于新文化、新学术各方面各部门的研究、把握、创造、发展。换言之，必应是学术的建国。必定要在世界文化学术上取得一等国的地位，我们在政治上建立一自由平等独立的一等国的企图，才算是有坚实永久的基础。”（ 同上，第20―21页）。我们中国人必须明白，“学术是建国的钢筋水泥，任何开明的政治必是基于学术的政治。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抗战不忘学术，庶不仅是五分钟热血的抗战，而是理智支持情感，学术锻炼意志的长期抗战。学术不忘抗战，庶不致是死气沉沉的学术，而是担负民族使命，建立自由国家，洋溢着精神力量的学术”。他还告诫：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也“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要格外警惕
“有许多人表面上好像很新，满口的新名词、新口号，时而要推翻这样，打倒那样，试考其实际行为，有时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而不自觉”。要明白“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
从一般意义上讲，较之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是深层次的，文化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文化积淀、历史传承异常深厚的情况下，文化创新就显得颇为艰难、曲折。中国近代文化的更新过程，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的文化创新，经历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阶段，至今仍然没有终结，我们依旧在进行艰巨的探索。从这个意义讲，文化创新本身具有过程性，对过程的认知要特别讲求的是理性、是耐心、是容忍，绝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
进行文化创新还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有效的体制做保证。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和体制，就要努力坚持“双百”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大力进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确有很多教训值得总结。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也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观念更新来加以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