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亚洲四小龙经济

儒家文化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成为国际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经过文化性格的重塑后，韩国形成以准军事管理为特征的企业文化；新加坡形成以奋力拼搏求生存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融合中西方文化精华，港台形成以竞争务实求发展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众所周知，亚洲四小龙地域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自然资源也并不丰富，那么他们是靠什么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促使他们经济增长的共同因素是什么？而在这诸多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又是什么呢？
　　国际学术界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了大量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第一派认为是东亚独特的文化模式造就了其经济奇迹；第二派认为是东亚抓住并利用好国际机遇，采取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第三派是制度学派，以国家的宏观调控功能来解释东亚的经济起飞。目前虽然学术界对促进“亚洲四小龙”腾飞的原因仍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有一个观点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东亚经济崛起的精神支柱。
　　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开山祖之一涩泽荣一曾说过：“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这形象地表明了儒家文化对东亚企业管理的指导作用。与日本相似，“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除了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之外，无不伴随着儒家价值观的继承和发扬。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认为，“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却是儒家的。韩国釜山大学教授金日坤指出：“儒家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依赖家族集体主义的社会秩序。”他们认为儒家的一些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如和谐、忠诚、重视教育、勤劳节俭、鼓励储蓄等，是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儒家学说是东方文化的瑰宝，其源流无疑是自孔子开始。孔子继承殷国奴隶制时期的天命观和祖先崇拜，对源于巫术神化的“周礼”结合氏族血缘的宋法观念作
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完善，剔除原始宗教的虚幻色彩，更多地保留了其中符合血缘、祖先崇拜的礼仪形式和内在含义，并将其广泛推及到日常伦理生活中，使之内在的宗教意识进一步生活化、日常伦理化，从而创立了儒家文化。
　　西方学者多对儒家文化持赞美欣赏态度，他们以西方文化为立足点，高度肯定儒家文化中包含着可弥补西方文化不足的诸多因素。一些学者甚至曾乐观而自信预测：21世纪将是儒家文化圈的世纪。亚洲学者有别于西方学者偏于赞赏高度评价的态度，他们更清醒理智地评价儒家文化，他们把亚洲经济的崛起与儒家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认为亚洲价值观为亚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支撑。而亚洲价值观即是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义利兼顾的行为准则、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其核心就是整体主义的儒家价值观。
　　日本的发展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奇迹，被视为现代化的新模式。儒家的社群情感、奉献家庭、纪律严明、政治稳定、平衡调适、忠诚仁厚、从修身、反省、自我纠正已被视为亚洲经济起飞的奥秘。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综合思维方式也被认为是弥补西方精神缺陷的良方。
　　除台湾外，香港、韩国、新加坡均曾是西方殖民地，因此西方文化的渗透与改造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又同东方儒家文化结合，以集两者之长。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内聚、和谐、中庸等特性，同商品文化的平等、和谐、长远等特征相符。于是亚洲四小龙的商品文明，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又基于东方儒家文化，实现了三重“文化”的交互增长。
　　韩国经济崛起的原动力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致富经国的价值观。一心想证明“韩国也能”，是促进韩国企业拼命经营的重要精神力量。为了共同对付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挑战，韩国企业间通力合作，发扬了共存共荣、相互让步这一儒家美德。三星财团创办人李秉哲曾指出，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论语》，吴越尚能同舟，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在亚洲金融风暴
面前，韩国人民积极向国家捐献和变卖金银首饰，以挽救国家经济。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民精神正是儒家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成为韩国摆脱金融危机，重振经济雄风的强大动力。
　　与韩国相比，新加坡是深受“全盘西化”之害但醒悟最早的国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提出“把儒家基本价值观升华为国家意识”来抵御西化，还将重视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方针。新加坡人开办的企业，十分重视培育以儒家价值观为特色的企业精神。“新加坡21世纪五大理想”要求：重视每个人的价值；家庭凝聚，立国之本；人人都有机会；心系祖国，志在四方；积极参与，当仁不让。新加坡在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上一直紧随美国而位列前茅，正是重群体、重和谐、重伦理、重勤俭的儒家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
　　儒家文化也同样是台湾企业振兴的精神动力。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却没经历大陆那样的 “文化大革命”冲击，使中华传统文化保持了延续性。构成台湾经济主力的中小企业，多数是家庭式的企业，流行的正是儒家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较好的是台湾和新加坡，而两者也均以重视儒家文化著称。
　　众多香港人民在吸收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仍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有一颗中国心，依然保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义利两全、诚实经营、勤俭持家等。这种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华文化促进了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
　　亚洲四小龙的企业文化是以新儒家文化价值观为核心。新儒家价值观是结合当地实际，借助于西方现代经营管理而发展的，其不同于先前的儒家价值观。先前的儒家价值观重视教育，但只考虑进人官宦阶层；在管理方式上则侧重于家长式管理。新儒家价值观吸取了旧儒家价值观中的勤劳、节约和重教育等优良传统，衍生出更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即把节约的钱用于投资；教育方面强调人文、技艺；勤奋牟利；管理上除了家长式管理外，还兼有现代的经理式管理。1991年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大
会，把华商的经济成就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称之为“创业文化”，其核心就是儒家文化讲求信誉、勤奋节约、热心公益、团结家乡、重视教育。
　　讲求诚信、买卖公平、择时任人、勤奋节俭，这种以儒入商的儒商经营有一共性，即把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结合起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属于儒家文化圈，他们在经济发展中都注重儒家文化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的结合。特别是日本的许多企业家，如“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财界总理”士光敏夫等，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始终自觉以儒家文化中的信条来经营企业。涩泽荣一将自己一生的经营之道归结为“论语加算盘”。日本学者伊藤肇说：“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训给他们激励、影响至巨，此种实例多得不胜枚举。”其《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以近百名日本企业家运用儒家文化经营管理的实例，充分说明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确实相互融道、相互契合，最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较大促进作用。
　　对新儒学的兴起以及儒家文化的前景，现在还难以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但儒家文化的精华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已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证明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依据之一的合理性，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历史规律。人们普遍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背后，有着数千年东方文化的积淀和支撑。
　　探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背景、重新认识儒家思想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及其与亚洲现代化间的关系，如今已是国际时尚。那么，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今天，中国儒家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成为企业文化精神的资源和依据？怎样继续从更广和更深层面促进亚洲四小龙乃至整个亚洲经济的增长呢？我认为，必须注重几点：（一）儒家文化必须接受现代化的改造。儒家文化本身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要在商品文明和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必须经受扬弃超越，要对其自身进行改造，在接受西
方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的转型；（二）发扬儒家文化必须以市场经济法制化为前提。儒家文化是作为中国法家思想的对立面发展起来的，不同于法家强调法治，儒家强调的是礼法和德治，因此儒家文化先天性地缺少法制。西方不少著名学者在赞扬儒家的礼仪规范后，也不无精辟地指出:儒家文化的确需要一个法律传统来支持礼仪规范；（三）使儒家文化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思想资源和文化依据。如此才可发扬个人责任感、使命感和奉献精神，激发企业的群体意识和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四)在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更要看清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重视儒家文化对企业人际关系的协调作用，也不能忽视了员工内协调与对外竞争精神的培养，要重视员工工作业绩与个人奖惩挂钩，个人自我实现愿望与企业发展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