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管理哲学诠释
儒家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本文”存在着诠释的多种可能性。两千多年儒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依据不同时代需要而不断诠释的过程。汉儒董仲舒等人依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儒学诠释成一种“政治哲学”，宋儒程朱陆王等人依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儒学诠释成一种“道德哲学”。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重大课题，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管理。我们能否依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儒学诠释成为一种“管理哲学”？本文就此可能性作一探讨，愿方家不吝赐教。
一
对儒学的不同理解，其实早在孔子收徒授业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孔子曾经把自己的学生分为四类：“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1〕孔子以“六艺”教人，弟子们修习的内容是共同的， 但在道德品行、言语辞令、政治事务、文献典章方面却各有千秋，这就表明他们对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事实上，由于孔门弟子在出身、素质、性格、志向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再加上孔子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回答弟子们的提问是因人甚至是因时因地而异，这就极易造成思想的分流和学派的分化。
如果说这种分流和分化，在孔子这位“最高仲裁者”在世时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孔子死后，儒家学派的对立和儒家思想的歧异则成为不争的事实。据《韩非子·显学》记载，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关于“八儒”的具体情况，明代学者何良俊描述道：“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为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为矜庄之儒，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漆雕氏传《礼》为道，为恭俭
庄敬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辞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静精微之儒。”〔2〕何氏这里的描述，难以查考， 不足为凭， 但他关于孔门分派原因的见解却是令人深思的。何氏接着写道：“乃知孔子之后，其门弟子各得圣人之一体，自立门户，则吾道亦枝分派别矣。”这里所谓“各得圣人之一体”，就是从孔门弟子各人自己的角度，对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当然，由于时代的主题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上述儒门八派对于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包括荀子和孟子之间的激烈争辨，都还只是属于原生儒家（经典儒家）的范畴，并未构成新的儒学形态。
经典儒家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以秦汉帝国的先后崛起而告终。秦朝统治者所崇奉的法家学说，主张君主专制，严刑苛法，既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也为秦皇朝的迅速灭亡埋下了祸根。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道家学说，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对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西汉国力的强盛，统治者意欲有所作为，需要寻找一套更加积极的政治指导思想，以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君主权威，控制人们思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于是，董仲舒的“新儒学”应运而生。
依据时代的需要，董仲舒运用阴阳五行、法家、墨家等思想，重新诠释儒家学说，特别是其中的尊君、礼制等级和忠孝思想，从而形成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新形态——“政治哲学”形态。其内容包括“大一统”的政治系统论、“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力论、“三纲五常”的政治关系论、“德主刑辅”的政治手段论、“有常有变”的政治运作论等。
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学，成为汉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到了宋明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此时的统治者，从总体上看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的应变能力，丧
失了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在统治思想上，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收拢人心、维持社会稳定的道德学说。适应时代的需要，儒家思想逐渐演化出第二种新的形态——被称为“道学”或“理学”的道德哲学形态。
宋明道学有两个主要流派。即以“理”为核心概念的程朱学派和以“心”为核心概念的陆王学派。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吸收中国道家的宇宙论和外来佛教的思辨哲学，重新诠释孔孟的伦理道德学说，从而建构起儒家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包括程朱派“理即天道”的道德本质论、“理气合一”的道德起源论、“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论、“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论、“变化气质”的道德教育论：以及陆王派“吾心即宇宙”的道德本体论、“知行合一”的道德认识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开导人心”的道德教育论等等。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古老的儒家学说确实也有所蜕变，有所发展。例如，康有为把儒家之“旧瓶”装上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之“新酒”，以推进他的维新变法：梁漱溟抬出东方的道德伦理，以匡救西方文明之弊，等等。但是，给人们总体上的感觉是，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声音越来越弱，其作用也越来越小。究其原因，可以举出若干条，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文化原因等等。如果仅从思想发展本身来探索，儒学在现代社会并未产生出新的形态，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呢？试想，康有为的“今文经学”，不过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变种：而从梁漱溟以来的所谓“现代新儒学”，也似乎并未脱离程朱陆王道德哲学的窠臼。如此这些诞生在千百年以前的思想形态，要用它们来解决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确实是力不从心了。
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一种学说、一种理论、一种思想，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被诠释。这种诠释的本质就在于它能够回答不同时代的课题，满足所在时代人们的实际需要。时代变化了，原有的思想就需要作出新的诠释
，从而产生出新的形态。如果固守旧的诠释或者只是对旧诠释修修补补，不能发展出新的形态；那么，这种学说、理论、思想，或迟或早最终总要被时代所抛弃。
这里的关键是把握时代的课题。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是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管理。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何组织起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这就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放眼世界，就是“后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存在着管理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是当代社会发展的焦点，是时代的课题。能否对这一时代课题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是检验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试金石。“儒家管理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新概念、新诠释、新形态。
这种“新诠释”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主观想象，因为儒家思想本身，其实就存在着“管理”的因素。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谈论述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3〕这里的“治”就是“管理”。司马谈的话， 道出这么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思想发韧的春秋战国时期，恰值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经历着重大的转变。旧的生产关系已经衰落，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旧的国家管理秩序已经崩溃，新的国家管理秩序亟待建立。躬逢其时，由于官学衰微，私人讲学兴起而形成的诸子百家学派，面对时代的课题，无一不提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并为此而进行了详尽的哲学论证和激烈的学术争鸣。
即从儒家来说，它的重要思想来源是周代以前的文物典章制度，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 ”〔4〕这就表明，儒学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管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孔子本人还先后担任过诸如“委吏”、“司职吏”、“中都宰
”、“司空”、“大司寇”、“摄相”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管理职务；他的门徒中也有不少人出任各级官吏。因此，在先秦儒学的典籍中，有众多关于“闻政”、“问政”、“为政”的记录，也就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当然，古代管理和现代管理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管理并管理人的，就此而言，它们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适应现代人的需要，去挖掘儒家思想中本来就存在的“管理”因素，并运用现代管理的概念、观点、理论，对其加以必要的整理和诠释，从而导出自成体系的“儒家管理哲学”，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于当代人类社会。
二
从现代管理的观点看，儒学是一种与科学管理哲学交相映辉的人文管理哲学。它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己正人为途径，在管理的载体、手段、运作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包括：“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以及“劳心治人”的管理本质观、“人性可塑”的管理人性观、“能群善分”的管理组织观、“无为而治”的管理行为观、“道之以德”的管理控制观、“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观等。具体诠释如下：
（一）“唯人则天”的管理本体论
人类社会管理的依据在哪里，规范何从，权威何出，规律何寻，行为何据？儒家在“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唯天为大，唯尧则之。”〔5〕孔子的“则天说”， 把“天”当作人类社会管理规范的本原；人世间的管理者，只有遵循“天”的意志，按照“天”所揭示的客体规律办事，才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孟子提出“事天说”，他认为“天”不仅为人类社会确立管理的秩序，制定管理的规则，也为人类社会的组织选择合适的管理者；而人世间的管理者要想获得管理的资格，就必须加强
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便同“天”保持一致。荀子提出“应天说”，认为“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规律；而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在表现为客体必然性的“天”面前，应该而且可以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
（二）“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
儒家哲学的认识论具有德事并举、知行合一、力行实践的特点，体现在管理哲学中，就形成融认识、道德、管理于一炉的“知治一致”的管理认识论。《礼记·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修身”为核心，以“治国”为目的，以“知行”为线索，寓知于治，寓知行于德治。孔子强调“学而知之”，主张“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把治国之事与治国之学结合起来，培养知治一致的管理人才。荀子主张“治之要在于知道”，而“知道”的方法则在于“虚壹而静”〔6〕， 涉及到管理认识的包容性、专一性和稳定性。此外，儒家还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把言行一致作为考察、辨别和选择、使用管理人才的重要标准。
（三）“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
儒家管理哲学的方法论讲究“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顺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宗原应变，曲得其宜”〔7〕。 儒家管理哲学中的“经”就是从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而推衍出来的正己安人的管理之道。儒家管理哲学中的“权”则是“应时迁徙，各得其所”，包括“用经之权”、“变经之权”和“反经之权”等。儒家十分重视管理中的基本原则，即所谓“经”，而更强调实际的管理活动要根据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即所谓“权”；二者的结合，即所谓“执经达权”。它的具体方法有四条：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四）“义以生利”的管理价值论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论。先秦儒家诸子一方面承认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乃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又更强调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
公认的道德准则。这种义利合一的观念，表现在管理过程中，便是孔子所说的“义以生利，利以平民”〔8〕。儒家主张“君子喻于义”， 要求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对百姓不要横征暴敛，不要与民争利，而要以义为利，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儒家又承认“小人喻于利”：孔子提出“庶——富——教”的安民三部曲；孟子提出“制民之产”，为富民原则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荀子则提出“上下俱富”的主张，明确把富民当作富国的基础。在儒家看来，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就是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而又制约物质价值的过程，包括价值认识上的“见利思义”，行为准则上的“取之有义”，实际效果上的“先义后利”，以及价值评判上的“重义轻利”等。
（五）“劳心治人”的管理本质观
什么是管理？这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儒家以“治人”为中心，探讨了“为政”与“治人”、“劳心”与“劳力”，以及“和”与“同”的关系，分别从管理的对象、分工和协调功能等角度，对于管理的本质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在儒家看来，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9 〕所谓“为政”就是“治人”，管理就是由人来管理并对于人的管理。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10〕，一方面混淆了剥削关系与管理关系，另一方面却又正确地肯定了劳心者即脑力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这就把管理当作一种运用心智的实践活动。儒家强调“和为贵”，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管理与被管理者之间提倡“和无寡”，在最高管理者与下属之间提倡“和而不同”，这就把管理活动当作一种协调的过程。
（六）“人性可塑”的管理人性观
儒家管理哲学的人性理论十分丰富。孟子由“性善论”推出他的“仁政”学说。“性善论”与现代管理学中的“Y理论”相比， 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人性假设是管理活动的
必要前提，肯定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把管理工作寄希望于人们的精神追求。二者的相异之点则在于，在研究旨趣上存在着道德评价与行为描述、管理者行为与被管理者行为的差别，以及人性之恶究竟来自先天还是来自后天的不同看法。荀子的人性论全面地说，应该是“性恶—善伪论”，他由此而推出自己的“礼义之治”。在管理活动中究竟是以礼义教化为措施还是以严刑重罚为手段，不仅是荀子与韩非人性论的区别，也是荀子人性论与现代管理学中所谓“X理论”的区别。孟子的“性善论”， 荀子的“性恶善伪论”，以及儒家别派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其共同点都是师承孔子，主张人性可塑，导人为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1〕人性是可以改变的。管理不仅仅是对人性的适应，而且是对人性的塑染与改造，这正是儒家人性论与现代管理学各种人性理论的根本区别。
（七）“能群善分”的管理组织观
儒家管理哲学的组织理论，集中体现在荀子“人能群”的论述之中〔12〕。在荀子看来，人类之所以优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合群性）。“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功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要保证社会组织的合理性，就必须有“义”。所谓“分”，作为组织手段，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分”作为组织结构，则包括社会的等级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
（八）“无为而治”的管理行为观
“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
。它的内涵就在于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来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即所谓“最小——最大原则”。儒家所理解的“最小的领导行为”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3〕，即以道德教化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象征性管理”，只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用人得当而又充分信任下属，敢于放权而又抓住大事。儒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实行“自动化管理”，“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费，为而不为，实行“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
（九）“道之以德”的管理控制观
儒家管理哲学的控制观主要讲的是对于人的控制。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4〕所谓“道之以德”，就是以道德价值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它要求管理者通过自身的模范行为，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组织成员中去，使之化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所谓“齐之以礼”，就是以礼义制度为规范的外在控制，它要求管理者带头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从而对被管理者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使后者感化和归服。从广义上说，儒家之“礼”也就是“法”，即治理国家的法规；儒家之“礼治”也就是“法治”，即按照一定的法规进行管理。此外，儒家之“人治”并不一概排斥“法治”，它只是强调，法律并不能自己发挥作用，而要依靠人来执行，因而主张把“人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并造就执行法律的相应环境。
（十）“修己安人”的管理目标观
“修己安人”是儒家管理哲学的根本目标。孔子提出：“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5〕。在此前提下，儒家代表人物设计了不少国家管理的具体目标，包括孟子的“仁政”、荀子的“王制”，以至《礼记·礼
运》所提出来的“大同”社会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具体的目标也许会过时，但其中所蕴涵的“安人”理想却具有某种永恒的意义。这是因为，“安人”作为一种抽象的管理目标，具有某种普遍性，它的基本精神适用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以及不同组织形式的管理活动，反映着人类社会管理实践的某些共性。正因为如此，“安人”目标才以其永恒的魅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管理者去思索、去追求、去奋斗！
三
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其方法论得自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H angs-Georg Gadamer）的“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的启示。这种理论认为， “本文”的意义来自于解释者的理解和阐释，后者则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即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所决定。而历史进程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因而，对于“本文”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这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这样，“本文”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就比作者想表现的要多得多。
由于历史处境的影响，就形成了解释者对本文理解的“前结构”，即所谓“先见”。先见是理解的基础。但先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合理的先见在历史的进程中会变得不合理，死守过时了的先见只会同这些先见一起为历史所抛弃。因此，解释者要顺应历史的进步，不断产生出新的建设性的“先见”，才能阐发出“本文”的多重意义。
对“本文”的理解和阐释，实际上是解释者的视野和“本文”作者的视野相互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方向不是让现代解释者的视野去契合历史上“本文”作者的视野，而是使历史的视野有选择地溶入现代的视野之中。二者融合所形成的新视野，是对旧视野的超越，它为人们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的可能性。〔16〕
“儒家管理哲学”正是这样一种新的视野。它既是古代儒家思想和现代管理思想这两种视野的融合，又是对这两种视
野的超越。
一方面，“儒家管理哲学”是对古代儒家思想的融合与超越。我们说过，儒家思想本身包含有“管理”的因素。但是古代儒家心目中的管理乃“治国”，即对国家的管理。我们运用现代管理理论重新解释古代儒家的“治国之道”，阐发出后者最一般最普遍的管理学意蕴，同时也就赋予了儒家管理思想的“现代”意义，使之不仅适用于国家的管理而且也适用于现代的各种管理形式，诸如企业管理形式、经济管理形式、行政管理形式、社会管理形式等等。
另一方面，“儒家管理哲学”也是对现代管理理论的融合与超越。众所周知，现代管理理论是从美国管理学家泰罗（F.W.Taylor）的“科学管理革命”开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唯一形态。尽管中间也有“人际关系学派”风行一时，但最终这一学派却还是以“行为科学理论”而著名于世。在某些西方管理学家看来，似乎一讲管理，就必须冠之以“科学”，舍此之外绝无管理可言。我们把儒家思想同现代管理理论相互交汇，就会发现前者不但也是一种管理理论，而且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人文性，它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发展出一套自成体系的管理思想，这就赋予了管理以“人文”的意义，丰富了现代管理的理论思维。
不仅如此，“儒家管理哲学”也是对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各种诠释形态的融合与超越。因为它不仅包含了这些思想形态的精华，而且避免了这些思想形态在现代社会可能带来的弊病。
即以“政治哲学”形态而论，所谓“政治”本质上即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哲学”本质上即是涉及国家管理的“管理哲学”。在“儒家管理哲学”看来，董仲舒的“儒家政治哲学”，其目的无非是要为封建皇朝建构一套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管理之道。所谓“君权神授”的政治权力论，论证的是封建君主管理国家的权力依据问题，实际上是儒家“唯人则天”管理本体论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