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是一场必要的革命

有关哥本哈根会议的爆炸式媒体报道的结果是，气候变化与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对比一下巴厘岛会议）成为人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而与此相关的低碳经济的讨论，也渐渐地灼热了起来。低碳经济的发展，是企业经营环境的重大变化。但特别值得企业重视的是：低碳是机会，也是威胁。说是机会，是因为低碳经济发展会带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发展（远远超过IT业过去二十年的发展）；说是威胁，是因为低碳经济发展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有些企业会因此一步登顶，有些企业则会因此而坠入深渊。
　　发展低碳经济，比我们过去常常说的“发展XX经济”（如：服务经济、数字经济）有着深刻得多的含义，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从哥本哈根会议的争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共识：应对气候变化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各国领导人对低碳经济思想共识的基础，是对整个工业化过程的反思，是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的决心。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对工业化的攫取—制造—废弃过程进行了分析，说明工业化过程在给人类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我们生存的地球已经无法支撑这样的发展了，我们的社会也无法支撑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巨大的贫富差别了。
　　因此，低碳经济初看起来，是“限制”发展的主题。我们以前在说“XX经济”的时候，谈的总是“发展XX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制造的机会。比如：我们刚刚经历的十几年的信息化（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信息化带来了人类沟通方式和交流方式的巨大变化，也创造了非常大的产业机会。但是，谈低碳经济，首先要说人类如果不改变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话，根本无法持续下去，一些专家分析，如果按照目前能源结构和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无节制地发展下去的话（气候变化专家称为BAU，Business as usual，即按照目前的方式，完全不做改变），在本世纪末之前，世界需要3个以上的地球，才能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和生活发展。
　　因此，低碳经济的出发点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我们必须放弃我们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认真读一读十一月以来发表的两个政府文件，应该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上述反思的基础上，已经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提出了相当系统和全面的政策框架。一个文件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了中国政府对于气候变化的承诺，在2020年之前，以2005年为基准线，降低二氧化碳排放40-45%。不太为人注意的是，会议特别谈到，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关键点，经济结构的矛盾和问题很大，要完成这个目标，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称为“艰苦卓绝”，可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机会问题。另外一个文件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特别强调了发展模式的转变，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作为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
　　低碳经济的思想和政策框架落实到具体目标上，就是现在已经公布的40-45%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中国政府在3年前确定的十一五规划里，确定了单位GDP能耗20%的指标，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目标肯定能够实现。我们从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推断，40-45%二氧化碳减排的这个指标的执行思路的一部分，就是延续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政策思路，首先，这个目标将传递到各级政府，转化成各地的约束性指标。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务院常务会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指标要进入十二五规划作为约束性指标来考核。其次，在指标实现上，无论是在全国的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首先是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从中国能源消费的结构来看，企业必然是首当其冲，也责无旁贷。
据统计，发达国家的工业能源消费一般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美国，工业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比重不到20%，日本不到30%。然而，中国却由于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能源效率低，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总消费高达70%，许多经济大省工业能耗占比甚至显着高于70%。因此，从能源结构出发，中国企业在未来至少要承担70%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指标。如果考虑到居民能源消费的方式直接与企业提供的产品相关（建筑、汽车、家用电器），比例还会更高。过去几年中，各级政府已经在下大力气，出重拳，关闭能源效率低、排放量大的企业，同时，要求高能耗企业大规模采取节能减排的措施，大规模地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开发和技术改造。未来十年，我们将看到这个方向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未来40-45%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必须在已经降低20%单位GDP能耗的基础上实施，至少相当于每5年再降低20%。仔细想一想，这的确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
　　低碳经济的思想框架、政策框架和政策实施的要点，就是未来10年企业发展的基本环境。从这三个角度综合思考，一个企业才能真正体会和体悟低碳经济对自己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如果用20-30年的时间框架去看，随着节能减排的进行，随着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发展，有些行业和企业可能会逐渐从这个市场上消失，有些企业可能会从无到有，在未来15-20年获得飞速发展。信息技术在过去20年的发展（“信息革命”），恰恰可以为此做一个印证。从80到90年代，装一部固定电话很难，要花很多钱，还要排很长时间的队。20年以后，固定电话作为一种通讯方式已经开始逐渐退出人们的沟通方式。在此之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靡全球的一个行业——寻呼业，现在已经从市场上完全消失了。而在这20年中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是20年前基本上不为人知的互联网。如果20年前有人预测，说我们今天的信息沟通方式，是现在的手机+QQ+MP3+数码相机+数字高清电视，而我们的交易方式大量也由网络主宰，绝大部分人一定会说是天方夜谭，特别是在中国，这根本不可能。但是，这一切就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似乎是转瞬之间发生了。
　　相形之下，低碳经济涉及的行业比信息业要多得多，影响的范围也要大得多。这场革命在发生的初期，就至少会影响能源、交通、建筑和工业生产过程。这也是过去几年，节能减排的重点方向。因此，企业应该把低碳经济发展看成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应该从过去30年，中国经历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的规模去探讨自己发展环境即将面临的巨大变化！
　　面对未来的巨大变化，许多企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讨论了杜邦公司重塑的故事。杜邦公司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店，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杜邦也碰到了巨大的挑战，绿色和平组织公开指责杜邦是全球最大的污染企业。从那以后至今，杜邦就开始了长达20年的艰苦卓绝的转型过程。首先，自1990年起，杜邦花了非常大的力气在企业内部降低消耗，减少排放，也就是“节能减排”。14年之后，杜邦节能减排的总收益达到30亿美元。这已经成为全球的企业自愿节能减排给企业带来巨大商业利益的典型案例。此外，杜邦早在十几年前就确定了这家企业的发展模式要从石油基的化工产品提供企业变成向生物基的化工产品，而这就是杜邦正在进行的“第二次重塑”，重新创造自我。杜邦的第一次重塑是从最初的炸药制造商转变成一家石油化工企业。而“第二次重塑”则是这家公司将把下一个世纪的着力点放到了生物技术与化学的结合上。从化石燃料转向生物燃料，从化学原料转向更为自然的材料。
　　杜邦的历程对于哥本哈根大会后的中国企业，在两个方面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首先，节能减排本身就是商业利益，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节能减排对于企业来说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就是创造利润。更重要的是，节省下的成本可以再投资到研发上，特别是投资到节能减排的新技术上，投资到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研发上，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另一点就是：只有有勇气走出以前的发展模式所构成“陷阱”，一家企业才真正有机会去成为未来的领先者。
　　如果，杜邦的故事是一家传统企业的觉醒与行动的经验。那么，Google在2007年选择进入新能源行业，就是一家新兴企业对未来的选择。当2007年年末，Google宣布进入新能源行业的时候，华尔街分析师们大哗，认为谷歌显然偏离了其主营业务。其实，谷歌这样做不过是遵循了公司“不做坏事”的宗旨，同时这也是切合实际的选择。因为谷歌业务的中心是运营海量服务器，能源消耗巨大。公司创始人之一拉利·佩吉（Larry Page）说，如果谷歌的探索成功，“那么全世界就会有机会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满足很大一部分电力需求，并大幅度降低碳排放。” 在许多地方，替代能源对于经济发展是必须的，因为在这些地方，基本上没有能让人们用得起的能源，无论是哪一种能源。谷歌的另一位创始人谢尔盖·布林补充说：“我们期望这也成为我们的优质业务。”
　　回过头来，如果我们回到的“艰苦卓绝”这个描述，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低碳经济将为未来30年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是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根本性的变化，当杜邦、谷歌这样的企业都可以去选择“艰苦卓绝”，那么任何一个企业在这个时点上都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巨大的机会，从短期来看，这场革命也一定会影响未来两个以上经济周期的变化，更会给许多企业带来生死考验。同时，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