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既取决于清洁能源发展速度，也取决于能源需求增长速度，为促进低碳发展，需要争取以较少的能源电力消费增长来支持较高的GDP增长。如果将2060年碳中和目标作为倒逼机制，政府需要一个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涵盖需求侧和供给侧，兼顾能源安全和能源公平，以及强调整体系统成本。
由于应对气候的迫切性，下一场工业革命将围绕低碳转型展开，在消费侧和生产侧催生大量产业机会。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节能是成本低廉的碳减排措施。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意味着节能就是减排。因此，需要坚持节能政策，在消费侧和生产侧提升能源效率，中国做了几十年的节能，未来需要更加注重细节节能和产业链关联的节能机会。
其二，建设清洁电力为主体的新能源系统。未来新能源系统发展（主要包括风电光伏、电动汽车、储能、绿氢和碳捕集等）清洁电力主要包括水电、核电、风电、光伏和生物质能。按双碳政策目标，206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80%以上，研究预计2060年我国水电占一次能源比例将稳定在8%，核电占比上升到4%，风电光伏占比将达65%以上（目前仅5%多些）。未来风电光伏成本将进一步下降，但其不稳定性导致的消纳并网问题将成为主要挑战，储能和电动汽车是风电光伏稳定运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由于风电光伏资源分布与需求的逆向特征，中国大风电大光伏需要大输送，除了特高压，氢能也将成为一条重要的输送手段。碳捕获可以与煤电结合，为新能源系统提供稳定性。因此，未来风电光伏、电动汽车、储能、绿氢和碳捕集等新能源系统发展将催生大量的相关产业机会。
其三，数字化智能化提高新能源系统效率。未来将面临越来越不稳定的电源和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为避免风电光伏大的高比例大幅度提升系统稳定成本，需要数字化和智能电网的发展来提供系统稳定性和降低系统成本。未来电力系统成本可能会有颠覆性改变：目前的成本主要在发电侧，未来当风电光伏达到一定比例，由于系统稳定的成本大幅度上升，电力系统成本将主要体现在输配电侧。因此，布局电力稳定运行相关的产业会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其四，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目前中国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工业（占比68%），尤其是高耗能行业（达50%）。因此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抑制工业消费尤其是高耗能的耗能规模。产业结构调整有两重含义，一是传统的三产变动，另一个是有意识培育低耗能产业，除了可以减少GDP增长和能源消费的联动性之外，还可以应对欧盟的碳边境调节税。而对于审批高耗能项目，得想好今后如何满足该项目的能源需求。
其五，鼓励低碳消费。消费增长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发展支柱，然而更多的消费意味着更大的能耗和碳排放。而且消费主导市场供应，可以通过低碳消费倒逼企业低碳生产，通过低碳消费鼓励政策逐步形成“多消费更低碳”的增长模式。具体消费相关政策措施包括许多方面，比如鼓励个人参与碳交易和产品碳标签等。
其六，倡导循环经济。推动循环经济能够在增加消费的同时减少能源投入和碳排放。循环经济可以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从而减少资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具体产业机会非常广，比如垃圾分类和回收企业。
与上述六个方面相关的政策配套很多，但主要政策是积极完善碳交易和电力改革，使得碳减排成本可以顺利传导到消费端，从而提升新能源系统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低碳消费和循环经济。
建立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是既定目标，因此煤电必须退出。目前全国电力系统中煤电占比超过65%，具备全球最庞大、最年轻、技术最先进、效率最高的优势，因此中国煤电“退役”形式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简单地拆除电厂，而是应该保留电厂，通过利用小时数逐步降低来减少碳排放，这一“退役”思路符合“先立后破”的原则，因此转型升级和功能转换是未来煤电发展的主要产业机会。风电光伏比例越大，对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但风电光伏到达一定比例，相比较所需的储能系统，“煤电+碳捕获”模式也可能具备综合成本竞争力，中国煤电系统庞大，煤电厂的灵活性改造和碳捕获也将有非常好的产业机会。
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油气市场切换，将对未来几年油气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国际能源价格大概率持续高位。由于新能源的本土特征，加速其发展可以在保障能源供应和能源安全的同时，满足低碳发展的要求，因此俄乌冲突会导致新能源发展加速。其次，未来几年高能源价格将为国有能源企业（基本上是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带来很好的收益，将成为大规模入局新能源系统的重要时间窗口，新能源相关产业竞争会大幅度加剧。最后，虽然世界各国碳中和路径有差异，但都将依靠新能源系统。按目前产业链的发展情况，中国有机会站在世界发展前沿，并占有很大的全球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