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的房租押金7500元，装修材料及人工3000块钱左右，门头100多块钱，加上设备等费用，启动成本不到三万块。”
四个年轻人，放弃体面的高薪工作，开了一家常人看不上眼的包子铺，这件事情在最近引发了大量关注。
包子铺经媒体报道后一夜成名，除了本地各大媒体展开追踪报道，外地媒体亦纷沓而至，湖南卫视曾想为其拍纪录片，《人民日报》亦在头版发文表示鼓励。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保持着理性与清醒。相较那些自立门户只凭一腔热血，把未来交于形势抉择的创业者，他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已在一个小作坊中成型，以三年内在武汉市内开100家门店为近期目标，未来志在电商，分食被大型快餐企业垄断的配送市场。
卖包子的青年们
2013年四月的一个夜晚，郭立恒、程栋、韩俊、袁青蔚在一个路边摊小聚，待业半年的郭说想开一家包子铺，并邀请其他三人入伙。这不是他第一次向好友们提及此事，在前半年，他们每个月都会聚会，谈论创业。不同的是，这一次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份包子铺计划书摊到大家面前。
这份计划书赢得了其他三人的认可，觥筹交错间最终拍板，随后，其他三人陆续辞职。
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都在一家武汉知名的面粉公司供职，每人每年的销售额可达到1000万，平均年薪10万左右。
他们２６岁，摩羯座的郭立恒显得更为“早熟”。对他而言，此事预谋已久。在他之前供职的面粉公司中，包子铺是他们的下游客户，通过长期接触，郭发现了武汉早餐市场的一些缺憾，这使得辞职之后的他萌生了开包子铺的念头。
商机往往出现在市场一线，而非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随后他去上海做了一些简单的市场调研——每天蹲在包子铺门口计算人流量，购买数量，观察产品品类，产品结构，总结分析购买群体，“就是一个很有心机的路人。”他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
最朴素的调研往往能得到最真实的情报
此时的上海巴比馒头已是风生水起，这个由安徽人刘会平一手打造的包子铺，通过加盟的方式在国内已有店面2035家，年销售额达到10个亿。在杭州，甘其食作为一个后起之秀，短短三年内门店扩张到140家，且全部为直营，2013年的销售额预计为3个亿。
而在武汉，这个以吃热干面闻名的城市，除了嘟嘟香这一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包子铺外，还没有后来者。
先行者的成功，往往能给新来者以激励
回武汉后，从没拿过菜刀的郭立恒开始拜师学艺，先是去职校学习做包子，不见成效。后来又前去天门找大师傅拜师学艺，先是跟着师傅打下手，后来学和面、揉面、调馅等技术，其间也会主动去尝试不同馅料的调制。
“还是成效不大，做出的包子口感不稳定。”郭立恒说。这就有了后来他所说的“卑鄙的学习方法”：面试大师傅的时候，大师傅用料之前，比如醋，会称重，用完之后再称一次，用前者减去后者，就可以得出一次用量。然后口感不错的包子，进行用料数据保留，自己再根据这一用量配料。
量化分析一直是餐饮业缺乏的精神和方法
当这个决定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后，四个人分头行动。程栋是武汉人，对武汉三镇较为熟悉，成为店面选址的不二人选。韩俊负责招聘大师傅，他通过网络，或者跑到门店和人闲聊，套取店里师傅的信息情况。
而产品方面，则交给了袁青尉，由于之前的工作经历，袁对武汉各大粮油市场十分熟悉，并拥有很多老客户，借此资源希望拿到最精良实惠的进货。郭立恒作为决策者，除了门面选址和师傅招聘，还要忙于各种开店的手续办理。
按照计划书中的步骤，寻找大师傅被放在首位，想象中，他们觉得这是最难的事情，产品次之，门面选址排在第三位。
“我们以为找门面很容易，找大师傅很难。”袁青蔚说，行动之后，发现事实完全本末倒置。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门面，大家不得不倾巢出动，四人每天早晨出门选择街道蹲点，观察人流量、人群特质，然后拿笔记在小本子上，晚上开会研究，对一个店面的考察和分析完成需要两天时间。“好不容易看好一家，准备签合同时才发现不出几个月这个地方会拆迁。”韩俊说，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让他们跑了20来天，才完成选址工作。
选址的成功与否决定了生意的好坏
45天后，每人各出资两万，总计八万元的蒸好7试验店开张。
“三个月的房租押金7500元，装修材料及人工3000块钱左右，门头100多块钱，加上设备等费用，启动成本不到三万块。”郭立恒给记者算成本，末了，他说：“不要多少启动资金啊，就算我不是富二代，我们四个人去搬砖，不出几个月也能挣到三万块。”
偷师甘其实：能不能把包子铺做成电商模式？
从一开始，他们就准备下一盘大棋，这从四人合伙的方式初现端倪。
他们具有严格的纪律管理机制，在工作管理条例中，明确写着上班时间不许进行任何影音游戏。
迟到一次罚半个月工资（目前，每个合伙人的工资为1000元），迟到第二次开除，并清算个人全部股本；为此，他们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股东退出机制。
工作时间不许发生争吵，所有人必须服从郭立恒的意见，如有异议，可申请公议，公议自申请后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在这个议会上，股东可畅所欲言，通过举手投票方式，郭立恒一人拥有两票，其他三人分别持有一票的权利，少数服从多数做出最终决定。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句台词说，千万别和兄弟一起做生意，我不这么认为，反正团队利益大于一切，为了团队利益如果需要我退出，我照样走！”末了，郭立恒补充一句：“你不让我做这个梦，我还有很多梦可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