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相铉出任三星集团在中国的最高主管──中国总部社长兼三星电子大中华区总裁。他上任伊始，就在总部成立了三星社会公益团，在他的建议下，三星在中国的一切 30 多个机构都成立了相应的公益组织，并末尾活动。比如三星在北京的员工每周去香山参与环境美化任务；三星在惠州的工厂为肢仇人提供义肢等。李相铉要传递的信息很清楚：三星在中国不只是一家会赚钱的尖端数码公司，而且也是一个有报答社会愿望的企业公民。
李相铉完全有底气这样做。自 1999 年以来，三星电子在中国的一切企业完成扭孔詈蟑。理想上，近三年来，产品线普遍的三星在等离子电视机、液晶电视机、双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等高端家电范围的增长率不时坚持在 70% 以上，并在简直一切重要产品系列上都跻身最高端之列。2003 年营业额达 97 亿美元，占三星电子全球销售额的 18%，其中 45% 的支出来自半导体业务，20% 来自手机业务，35% 来自家电和 IT 业务。
三星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2003 年销售额达 965 亿美元，旗下有三家《财富》世界 500 强公司：三星电子、三星物产和三星人寿保险。随著中国参与 WTO，三星的保险和贸易业务已末尾在华“有限的运作”，但李相铉通知财富（中文版）：“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三星在中国仍将以电子为中心。”
李相铉供认，三星在中国初期的开展并非坏事多磨，“由于对中国市场和文明缺乏了解，三星交了不少学费”。三星在中国的投资始于 1993 年，事先三星电子在天津成立了与中方合资的电视机制造厂，消费北京牌电视机并在中国国外销售。事先，中国彩电业竞争十分剧烈，而三星消费的是一些高档的产品，在中国基本没有销路，最后不得不撤销这一业务。
三星在营销方面的经验也不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三星电子在中国的家电业务采取了针对一切产品制定的一致营销战略，但很快发现，在电视机、洗衣机产品实施异样的市场战略效果很差，最终招致三星不得不一度参与中国的家电产
品市场。虽然李相铉把早期三星电子在中国的错误归结为“预告缺乏”，但许多人置信，这也与三星一末尾仅仅把中国作为制造中心的战略、没有把营销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有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三星逐渐积聚了中国市场的阅历，结论是：三星在中国市场消费和销售低端产品有利可图，必需转向质量优秀的高端家电产品，同时末尾推进数码事业战略──将数字技术融入家电产品，并鼎力拓展新的高端数码产品市场。这一战略也契合总部进军高端市场的转型。理想证明，这一战略大获成功，1999 年，三星电子片面完成扭孔詈蟑。
但是，三星在华投资战略的最大改动来自于李相铉，他提出不再把中国作为制造中心，而要使中国成为三星的市场和品牌中心。2003 年是推行新战略的第一年，三星电子在中国国际的销售额到达 65 亿美元，占到中国总营业额的三分之二，其中“数码战略的贡献不小”。李相铉十分认同三星会长李健熙提出的 21 世纪的两个关键词：数码和中国。李健熙以为，在 21 世纪不了解中国、不了解数码，就绝不能够成为一流的企业。
三星电子在中国的目的是 2005 年完成销售支出 140 亿美元，2010 年到达 400 亿美元，这意味著三星要在接上去的7 年时间里取得 20% 的平均年增长率。李相铉以为，三星具有了冲击这个目的的诸多优势：第一，作为一家来自中国近邻韩国的公司，与欧美企业相比，三星更容易了解中国的文明；第二，三星有一套良好的管理系统；第三，三星电子在中国的半导体、手机、等离子和液晶技术以及显示器、标志本电脑等 IT 业务之间构成了互补的业务结构，各个业务部门之间可以构成十分无机的协作关系，而且整个业务的散布也十分有利；第四，集团最高层对中国十分关注，失掉的支出很多。
三星作为成功的亚洲跨国公司，近年被许多中国企业作为学习的典范，对此，李相铉很谦逊，“三星在中国还谈不上成功，只是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他以为三星成功的战略和执行的基础是企业文明：如“一等主义”
、“注重人才”和“廉洁自律、公私清楚”等。所谓“一等主义”，是指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追求第一的肉体。三星注重人才，在韩国也十分知名。如三星是韩国第一家地下招聘人才的大型企业，从 1957 年就末紊钏棘事先成了惊动一时的旧事，由于它打破了韩国传统上经过“学缘、血缘和地缘”招聘的习俗。关于廉洁，李相铉通知财富（中文版），韩国的官方机构不时视三星为典范，甚至请三星去引见阅历。
针对中国企业出现的“国际化”热，李相铉援用了一句韩国俗话：“不要跟在冤家前面去江南”。江南是汉城的一个地名，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跟风随大流。他说，企业能否走出国门，应该先权衡公司自身能否具有了相应的条件，如员工素质、公司体制以及人才结构等。其实，近年来很多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不实在践的希冀，听起来也有“去江南”的嫌疑。但愿三星能如愿完成其 7 年再翻两番的庞大目的。